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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诗可以怨”

[摘要]“诗可以怨”这一中国诗学理论，由最初的诗歌功能论到最后的创作论，

在其流变的过程中，历代诗人学者有诸多论述，使其内涵不断丰富，渐趋深入，

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诗可以怨”并不能简单地推广到适用于诗歌

以外的各种文学体裁，另一方面，单纯在诗歌创作领域它也存在一定的偏颇。

[关键词]诗可以怨形成发展影响反思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

怨”，孔安国、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拙上各有阐发。1981年，钱钟书

先生发表了《诗可以怨》一文，他以博古通今的学识和汇通中外的眼光对“诗可

以怨”进行了学理上的精辟论述。自此，“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一

项重要主张，得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广泛认同。

一、“诗可以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诗可以怨”这一理论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孔子“诗可以怨”一司马迁

“发愤著书”一韩愈“不平则鸣”和“穷苦之言易好”一欧阳修“穷而后工”。

1“诗可以怨”的提出

“诗可以怨”命题的提出，始于孔子“诗论”。《论语·阳货》说：“小子何莫学夫

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

木之名。”

“怨”，孔安国的解释是“怨刺上政”(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其实“怨”

并不限于“怨刺上政”。“凡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等等表示一种带有否定

性的情感都属于‘怨’。”在这里，“怨”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

用而言的。因此，孔子“诗可以怨”命题的提出，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用。

2“诗可以怨”创作论的转变形成

既然孔子诗论“诗可以怨”的提出，其立足点是诗歌的社会现实功能，那么它

是如何转化成后来的“诗可以怨”的创作论命题呢?首先，《诗经》中存在一批抒写

怨愤的诗作，如描写奴隶生活的《七月》，充满对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无保障的生

命生存之怨；反映战争题材的《采薇》，弥漫的是对残酷战争的深深怨恨。描写

沉重劳动场景的《伐檀》表现的是对剥削者的仇怨；反映爱情艰难的《将仲子》

表现的是爱情难以实现的忧怨；展现悲惨婚姻生活的《氓》表现的是不幸婚姻的

悲怨：批判社会黑暗的《正月》表现的是政治哀怨……所以我们认为《诗经》的

一些作者确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怨恨情绪，从而创作了这些诗歌。这就为“诗

可以怨”的创作论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此外，经师孔安国作注称“诗可以怨”的“怨”

为“怨刺上政”，将仅指其社会作用、含义单一的“诗可以怨”推广成了理论内涵更

丰富的诗歌创作论“诗可以怨”。“这一有意或无意的夺换，在诗学史上是意义重

大的，因为它将孔子狭隘机械的诗歌社会作用探讨切换到了理论空间更大、理论

价值更高的诗歌主体研究，完成了诗歌功能论到创作论的转变。开浚了中国诗学

中‘以怨言诗’理论长河的源头。”

3“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日：“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乞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

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此列举贤圣，总结出“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他认为那些历史上

的圣贤名人似乎只有通过“发愤”这种类似于抒“怨”的激励才能写出那些伟大的

作品，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说。这一理论并不是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简单的个人

怨怒的直接渲释，而是认为“发愤”是作者写出伟大作品的强大动力。“发愤著书”

说的提出是“以怨言诗”理论的重大发展，它为人们提供了从心理机制入手解读作

家创作的角度。

4不平则鸣

唐朝韩愈把“诗可以怨”这一创作理论再向前推一步。《送孟东野序》云：大

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

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里韩愈指出，世间万物之所以发声，之所以“鸣”，是因为其受到外界的冲

击扰乱而打破了自身的平衡与稳定。人也如此，由于某种环境或人为因素的影响，

内心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心中就会有不得已者，必定要形之于言、发之于声。因

此，众多文学创作以及学术著作的产生，往往都是作家的心灵产生“不平”的结果。

和司马迁“发愤著书”一样，“不平则鸣”的理论内涵也可归结为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