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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医女大长今与明朝女医谈允贤的比较研究

摘要

我国和朝鲜都有女性医生治疗女病人的传统，这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儒家男女有别的信仰。据史料记载，我国女性自古以来就从事医护方面的工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唐（618–907年）时期，女性在护胎、堕胎、分娩、产后保健等医护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1368-1644年)初年，后宫设六局。其中，尚食局由女官负责医药方面的事情。

李朝朝鲜(1392-1910年)统治时期，始于太宗六年(1406)的三月开设了“医女”制度。由于受到明朝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七岁男女不同席”的社会性别规范下，为治疗众多无法接受男医生治疗的女性患者，医女制度应运而生。医女在出身官婢的女性中选拔，地位比男性医师要低微。

李朝朝鲜与明朝时期，这两个时间概念是在不同的空间里创造出来的，事实上，这两个概念重叠了两百多年。

明朝女医谈允贤（1461-1556年）与李朝医女大长今（第一次史书记载1515年，最后一次1544年）就是这同一时期出现。因此本文选取大长今和谈允贤两位女性医者为例进行对比，阐述二者所处的的时代背景，陈述二人的生平以及事迹，通过对比自古以来女医生存环境，希望可以对现今女性医师的职业发现情况和地位提供一定的理论帮助。

关键词：大长今；谈允贤；女医；医女；朝鲜；明朝

绪论第一节研究意义

医学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我国明代和李氏朝鲜则是两国在医学交流上极其频繁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朝两国的医学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目前学界存在着不少关于中朝的医学交流的学术论文或者是专著。本篇论文并非执着于讨论中朝的在这此时期的医学交流状况，而是以此为背景着手研究两位伟大的女性医师——我国明朝的谈允贤和李氏朝鲜的大长今。女性医师的地位在医学政体中常常被忽视，然而女医群体却对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促进了妇科等女性学科的发展。明朝的谈允贤，出生于医学世家，其医术传于名家。当时的富家贵族女眷有疾，羞于请男医生诊疗，纷纷请谈允贤诊治。可见女性医师的存在，提升了女性患者的就诊体验，从侧面上看，有助于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朝鲜历史上对大长今的记录实属寥寥，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大长今精通食疗和针灸术。虽然对于大长今其人的描述不多，但通过大长今人物的探寻，可以了解朝鲜的医女制度。

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变得愈发迫切。通过对比谈允贤和大长今两位女性医师，可以深入至其相关的我国的女医和朝鲜的医女制度。在了解对比这两国女医制度后，不难发现儒家思想影响了中朝两国的女性职业制度，在大环境之下，女性的权利被置于男权之下，儒家思想中的封建观念，如“男女有别”等限制了女性职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篇论文将以谈允贤和大长今两位女性为切入点，深入探寻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女医制度，并力图剖析其内容与本质，还原制度多方面的形成原因，着力分析当时女性地位状况。研究意义在于通过了解制度成因和女性生存情况，来加以反思今时今日女性医师的职业发展情况和女性地位，并且希望以此取得有关女性问题的启示。

第二节研究综述

1、国内研究现状

中朝医学交流一直以来是历史学界关注的内容，医药学之间的交往也侧面反映了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明朝时期的中朝医学交流达到鼎盛时期，有许多的著作都反应了这一时期的交流情况。如吴晗所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我国史料》，北京学院主编的《我国医学史》，还有《我国医学史史略》，《我国医学交流史》等综合性的医学交流著作。这些作品里都反映出中朝医学交流的情况。同时，《医学疑问》还有《答朝鲜问》这两本书，更是突出反映了明朝时期中朝的医学交流情况。

对于女医制度的研究则要少于关于中朝医药交流的研究，多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呈现，例如期刊《医学与哲学》中收录的《我国古代女医兴衰之医政文化制度探析》[1]。我国目前现有的文献著作主要有费侠莉编撰的《繁盛之阴:我国医学史中的性》，其中有大片篇幅介绍了我国医女制度和女性医师的生存情况。除此之外还有李贞德所著的

《性别、身体与医疗》[2]以及《我国妇女史研究中的医疗照顾问题》[3]。谈允贤所著的《女医杂言》其中也体现了女医和女性病患的关系。

我国汉代，就有了关于女医的明确文献记载，如官修纪传体史书《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义纵传》中“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4]，义纵之姊就是义狗。义狗是最著名的针灸大师，是汉武帝时期在宫中专门负责管理宫中嫔妃身体健康的。汉宣帝时，宫中有一名女医淳于衍（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汉书?孝宣许皇后传》中记载：

“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5]和《汉书?霍光金日磾传》：“显爱小女成君，欲贵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6]，及《汉书?宣帝纪第八》：“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