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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分析

回眸历史，我们不难发觉，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烁过灿烂的光线。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的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受了盲目而剧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慢慢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当政府官职为鹄的，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行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充满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局部。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今日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一我国是文明兴旺的古国，自夏商开头便有了正式的学校教育，经受西周、东周和汉代，学校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至隋科举产生之前，已初步形成一整套招生、教学、治理（包括考试）和用人的教育制度。封建统治者越来越热衷于兴办教育和选拔人才，以实现“贤能治国”的抱负，学校教育好像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令统治者们始料不及的是，一种新型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科举制之建立，却突然转变了学校教育的进展轨道，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今走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各朝学校教育与科举制之间的轻重存废，总是遵循着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轻学校的一般规律。在这种冲突互动中，看似势均力敌，实则有其轻重，结果是科举制取得了打算性中心地位。这种态势从唐宋两代便清楚可见。

公元618年，隋灭唐起。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唐高祖深知教育为兴国之本，下诏恢复隋朝衰落的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相继恢复招生。到唐太宗时期，一方面继承先祖传统，大力兴办教育，使中心官学到达了全唐空前绝后的盛况，“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通典》卷五十三《礼典》十三《大学》。）另一方面，实行开科取士。由于没有偏废一方，唐太宗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都得到了长足进展。武则天临政后，实行了重科举的政策；在学校教育方面，却一改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代之以崇佛轻儒，并频繁地对教育制度进展改革，任命一些不懂儒学的人担当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致使“学校立刻隳废矣”。（注：《旧唐书·儒学传序》。）由于胡滥改制，加之科举不经学校，多从各地直接征召文士到洛阳应试以及进士科举内容不以儒道为重，“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已初露端倪。

到天宝年间，“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学校教育的进展再次面临停滞的危急。为扭转这一局面，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一方面改革科举制，作出停顿乡贡、全部举子皆入中心和地方官学才许应举的打算；另一方面，大力进展学校教育，建立从地方到中心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允许私人办学。此举给面临衰颓的学校教育带来了一丝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造成“重乡贡轻生徒”的故态复萌，使学校教育终难摆脱衰败的命运。

到了宋代，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兴衰互动依旧故我，但考教合一的抱负得到了肯定程度的实现。与唐代统治者所不同的是，宋代更关注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连结。这种思想主要表达在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这三次大动作的改制使宋代的学校教育得以避开了唐代时的大起大落，但在兴盛中却慢慢熔入科举体系，最终沦为其附庸。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主政参知政事，实行三舍取士，将全部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等，逐次考舍升级。上舍生依考试结果，“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注：《玉梅》卷一一二《元丰太学三舍法》。）三舍取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系统地结合起来，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徽宗时期，宰相蔡京在三舍取士法的根底上进展了更激进的改革，罢废科举14年。这期间录用的五榜进士，皆由太学上舍取。这次为兴学校而罢科举的大事，说明学校教育在与科举考试的轻重存废斗争中取得了临时性成功，但由于科举考试运行了500年之久的强大惯性及其广开仕途、公正公正等诸多为世人所称道的合理之处，使得蔡京的以三舍考选代替科举取士的方法仍以失败告终。

以上对唐宋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互动关系的论证说明，考试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兴衰互动关系。虽然科举也曾面临着衰落甚至停罢的危机，但在与学校教育的角逐中，多数时候仍处于主流地位，对学校教育产生了强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及第入仕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利诱力实在太大。因此，只要科举的取士功能尚存，它对学校教育的强大制约和导向便不会消亡。客观上讲，只要科举考试能依据社会的需要准时更新考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