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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

方志在我国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价值实与国史相等，甚至超过。方志所包括

的内容之广，如顾颉刚氏所指出的：“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

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纪；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

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

石、古迹。”[1]对方志的利用价值，瞿宣颖归纳为：“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

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

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在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

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

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地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2]

这六点归纳可说已经很全面了，但笔者还可以补充很重要的一点，即方志对于我国科学

史（特别是农业科学史）实在有非常重要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其所包含的内容，犹如未

开垦的处女地，只有辛勤耕垦，才能发掘其潜力。法国的昆虫学家法布尔有一段耐人寻味

的话：“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使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清

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能告诉我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人类的愚蠢之

处！”[3]英国一位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也同笔者谈起类似的感想：“中国几千年

的封建社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科学知识，正是这样杰出的农业系统

哺育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为什么中国的史书尽管浩如烟海却对农业科学几乎全不提

及？”[4]于是乎我们只能到一些专门的古农书上去探索，但中国的古农书也是很走厄运

的，在文献上可查到的农书名录约有500多种，而目前还存在的仅约一半，还有一半都

佚失了。[5]可以补农书之不足的就是方志。据朱士嘉《中国方志综录》（增订本，1956）

的统计，全国图书馆现存方志为7413种，109143卷；另外，台湾省有232种，3487卷，

美国国会图书馆约4000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即就一个省而言，如浙江省的方

志，也有1800来种（包括佚失）。[6]尽管方志的内容中与农业有关的部分甚少，仅物

产、土贡、风俗等，尽管有些方志所记的物产极其简略，如仅举出作物品种的名称等，但

有这点记载，就等于在时空的坐标上标起一个位点，积少成多，还是可以从中找出规律，

重现失去的历史信息。笔者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对方志中的农业史内容初步有一些接触，

深感值得图书学界和农业史工作者的重视，现将个人的粗浅体会陈述如次，借供交流。一、

方志与农作物的品种资源各地方志中的物产部分订书机罗列一些农作物的品种名称，这些

名称历来可说是默默无闻，不引人注意。但是，我们知道，随着近20年来农业生产上现

人新品种的迅速推广普及，使当地原有的农家品种不断理由到淘汰，因为地方品种的丰产

性、耐肥性不如现代新品种。可是与此同时，地方品种的其他优良性状如抗病虫害、耐

瘠、耐不良环境条件，品质优等也随着被淘汰了。其后果是今天用来培育新品种的基因基

础日益狭窄，可以利用补充的基因资源日益减少。而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往往因对环境的

失调缺乏适应力，表现得非常脆弱。为此，近年来不少国家（包括我国）都注意收集保存

地方品种资源，建立所谓“基因库”或“种质库”，以防品种资源的进一步消失。在这种

重视品种资源的新形势下，研究品种资源的历史演变自然提到日程上来。而对品种资源

的历史状况，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既有丰富的品种资源，又有历代方志

的记述可供整理研究。表15宋代十二种地方志中水稻品种的统计方志名称（今所在）|籼

及粳（新增）糯（新增）|合计（新增）（重复）宝祐琴川志（常熟）|27（27）8（8）

|35（35）（0）淳祐玉峰志（昆山）|25（15）9（9）|34（21）（13）绍熙吴郡

志（吴县）|2（0）0（0）|2（0）（2）嘉泰吴兴志（吴兴）|8（5）1（0）|9

（5）（4）绍定澉水志（海盐）|7（0）2（0）|9（0）（9）咸淳临安志（杭州）

|6（5）4（3）|10（8）（2）嘉泰会稽志（绍兴）|40（34）16（12）|56（46）

（10）宝庆四明志（宁波）|14（9）11（10）|25（19）（6）宝庆昌国志（定海）

|14（0）11（0）|25(0)（25）嘉定赤城志（台州）|24（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