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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的执行阻滞与纾解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历经了从规模扩张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再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演进过程。但是，研究生教育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仍面临众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即为研究生教育的分类发展。教育部于2023年11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分类意见》），要求完善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布局与规模结构，着实推进研究生教育的分类发展[。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该法对两类学位的授予条件、授予程序以及质量保障做出相应规定[2]。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正式印发，再次提及要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加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3]。可见，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通过优化教育结构、提升培养质量，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战略支撑。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分类发展政策的制定，更有赖于该政策的真正落实。从研究现状看，自前大多研究集中于“为何”以及“如何”分类的问题，如2024年，张小花等从战略价值、功能价值和本位价值的角度探讨为何要实行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4]；2024年，戴一飞等则通过构建考试评价指标体系论述如何实现招考分类[5]。从实践维度看，1991年，我国首个专业学位——工商管理硕士（MBA）招生启动，标志着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实践的正式开启。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研究生的分类培养及其政策的执行仍面临重重困难。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深入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的实施过程，以探寻提升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践路径与方法，为进一步优化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理论分析框架

1.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亦称政策实施模型），由美国政治学者托马斯·史密斯（T.B.Smith）于1973年建构，是专门用于解析政策执行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工具。该模型强调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其中，理想化政策指政策本体的科学适洽性，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先决条件；执行机构指负责政策执行的政府部门，涉及其职能结构及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直接决定政策执行效能；目标群体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涉及其社会属性、利益诉求及对政策的认同度，直接影响政策传导效果；政策环境指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环境因素，包括政治清明度、经济支撑力、文化相容性等，是政策执行的直接场域[。史密斯认为，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政策执行产生“张力”，这种紧张关系既可能直接作用于反馈机制，也可能通过影响政策实施效果间接导致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2.模型适切性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对分析政策实施过程的复杂性具有较强解释力，尤其适用于考察政策实施的多维影响因素。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公共管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已被用于分析，如独立学院转设政策[7]、“双一流”建设政策[8]和“双高计划”政策[等诸多政策问题。事实上，该模型同样可以用于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实施及其效果。这是因为，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适应国家和社会对不同类别高层次人才需求变化的必然结果，其本质要求是通过教育体系内外部组织架构、资源配置模式的系统性重构实现研究生教育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必然涉及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本体、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与外部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维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即为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框架。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框架。它具体包括：一是政策本体，包括政策举措清晰度和内容合理性；二是执行机构，涵盖中央和省级教育行政系统的多层治理结构；三是目标群体，包括培养单位、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等多元利益主体（下文政策执行阻滞因素分析的主要目标群体以高校为主）；四是外部环境，包括经济形态与文化传统等外生约束条件。上述四类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紧张”状态，需要采取“处理\措施进行调适。调适过程则包含双重作用路径：即时“反馈”实现直接修正；或通过“建制”程序予以间接回应，最终实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执行的动态优化。

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的执行阻滞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旨在为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提供政策指引与行动指南。然而，研究生分类发展与培养并未达到预期理想效果，现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给予解释。

1.政策本体理想化程度缺失

政策本体内容的科学与否直接决定政策的执行成效。高质量的政策往往具备目标明确、方案科学和政策要素匹配等特征。就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而言，政策举措与内容的恰切性会影响政策效力的发挥。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