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课件 - (5)章节.pptVIP

**流行的骈体文，倡导“文以载道”，为扭转当时的文风、学风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教育方面，由于韩愈一生多次出任学官，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求学的目的应是“志于古道”，要求士人学子加强儒家仁义道德的学习与践履。尤其是在当时社会形成普遍性的“耻于从师”的氛围里，韩愈逆流而上，大力提倡尊师重道，勇为人师，并奖掖后学，尤为人称道。·人性论与教育作用论韩愈的教育理论也是以他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他关于人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明确区分“性”与“情”。人有性有情，性是先天具有的，情是后天习染的。“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的具体内容有“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具体内容则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第二，“性”与“情”的联系。“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于性视其品”，二者之间完全相应。第三，性三品说。“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具体来说，对于“仁、义、礼、智、信”五德，上焉者“主于一而行于四”，即，上品之性为善性，以仁德为主，同时具备其他四德；中焉者“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于其四也混”，即，中品之性可善可恶、尚未定型，仁德有所不足或有所违背，其他四德也杂而不全；下焉者“反于一而悖于四”，即，下品之性为恶性，违背仁德，也背逆其他四德。情也有品级之分。上品之性相应产生上品之情，对于“七情”，“动而处其中”，符合五德的规范；中品之性相应产生中品之情，七情有时过分有时不及，但也有合乎道德规范的要求；下品之性相应产生下品之情，“亡与甚直情而行”，纵情所为，漫无节制，均不符合道德规范。**韩愈的人性论直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但明确区分“性”与“情”，较之董仲舒的主张更为严密。同时，也是继承和发展孟子、荀子、扬雄等人的人性论而成。“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即是说，人性并非如上述论者所言“一概为善”或“一概为恶”或“一概善恶混”，而是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恶，有的人兼有善恶而可善可恶。由于人性秉“天”而来，因此三个等级是不可改变的，在现实社会中对应的则是“统治者”、“劳动民众”、处于二者之间的人。有重回“天命论”的倾向，实为封建专制宣传与制造舆论。**从“性三品”说出发，韩愈阐述了教育作用问题。首先，人性决定教育所起的作用。或者说，教育对不同品级的人性者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上之性就学而愈明”，对上品之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中焉者可导而上下”，对可善可恶的中品之人，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应按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来教育改造他们，使之顺性克情，弃恶从善，向着上品之人靠拢。“下之性畏威而寡罪”，由于下品之人，他们天生是顺情而行的，其言谈举止、行为规范总是与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格格不入，教育对他们人性的变化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借助刑罚，使他们不致任情而行。其次，人性规定了教育的权利。“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第三，人性决定教育的主要内容。人性的内容为五德，教育要发挥人内在的善性，应当以“五常”之教为核心，而“五经”即是最好的范本。**·教育目的论：“明先王之教”、“学所以为道”面对唐中叶以来佛教泛滥（“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道教盛行，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的局势，韩愈以“卫道士”自居，猛烈抨击佛、道，要求教育应“明先王之教”，学习者应“学所以为道”。“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之言也，一人之私言也。”佛家乃是“举夷狄之法”，其学说既违先王之教，又反自然之理与人之常情。“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口不言先王之法，身不服先王之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更有甚者，信奉佛教的僧尼与信奉道教的道士，不事生产劳动，只是空谈与崇尚迷信，任其流行，结果必然导致“生之者寡，食之者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为了对抗佛家的“法统”与道家的“道统”，韩愈扛出了儒家的“道统”。“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