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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场域中的文化圈层分化、再制与更迭

摘要：依据社会学文化资本理论，文化圈层的分化，是文化资本所造就的文化习性的分野所致。在文化消费场域中，文化圈层分化与显现，并再制与巩固。文化消费场域中文化圈层分化因素有社会性、经济性与技术性的。文化资本再生产造成文化圈层再制，也推动文化圈层更迭。相关学者需要关注和解决文化消费中圈层分化折射的社会不平等、文化资本占有不平等、文化权力分布不平等问题，促进文化艺术的共享、共融、共创，以实现文化的普惠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文化资本；文化圈层；文化消费；场域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２３４（２０25）0８—０104—０6

布尔迪厄在其“社会场”理论框架下重新诠释了资本概念并创建了文化资本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个体内在资本为何存在差异，同时也揭示了在社会场背景下，资本场本身所固有的不平等性是如何形成的。这种不平等并非偶然，而是系统性的，源于资本积累及其传承方式的差异。据此理论，结合当代中国文化消费的实际情形，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圈层分化现状，可以发现，在文化消费场域中，个体文化资本积累程度的差异导致了文化圈层分化与再制，而再制机制本身蕴藏着更迭的动力。这一研究丰富了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研究视角，以“圈层”为切入点，与文化资本在社会场域中的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区分机制相接轨，关注了“区分”的各种因素，并将注意力重心投放在了圈层再制中的更迭机制上，明确了文化消费是推动更迭的重要途径。

一、文化消费场域中文化圈层分化与再制现象

（一）文化圈层在文化消费场中分化与显现

“圈层”最早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地球的地壳、地幔、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等的各个构成部分的分区类型。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圈层”概念是在19世纪初期由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ohannHeinrichvonThünen）在针对城市区域经济规划的圈层结构理论（concentriczonetheory）中最早提出的。在中国，与今天的社会学学者所讨论的“社会圈层”更加接近的概念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48）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1］。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描述社会圈子、层级分化的经验性事实，“差序格局”形成的逻辑就是圈层分化的逻辑。当前，社会学界在“圈层”的界定上还未达成统一标准，但这个能指性概念的所指基本是一致的，即都指向社会中的群体性“圈子”和位置性“层级”。

在社会学语境中，任何社会场域本质上都是资本积累与竞位、权力争夺与交织的动态空间。生活消费领域中的各种文化消费活动对于社会实践个体在场域中积累文化资本、获取文化权力发挥着殊为重要的作用。个人难以脱离消费实践获得文化产品、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实现场域中“圈”（群体）与“层”（阶层）的竞争性转换、流动。文化资本的积累和转化受到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因此其分配的结果往往是不平等的。种族、地域、性别、经济收入、家庭环境等因素可能导致某些群体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在文化场中占据优势位置，而其他群体则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文化圈层的分化，是文化资本所造就的文化习性的分野所致，折射着文化权力的象征意义与文化趣味的表达状况。

（二）文化圈层在文化消费场中再制与巩固

在布尔迪厄立足社会场域论创立的经典文化资本理论中，文化资本的代际积累、传递、转化形成了一套显性的再生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社会圈层结构性的再制与巩固，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固化”现象。沿用布氏的逻辑，可以发现在文化市场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中，文化圈层必然在文化消费场中不断再制与巩固，不同“圈子”、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藩篱会随着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的趋势而不断被修筑起来，如：尽管政府对高雅文化艺术商品实施各种消费激励、消费补贴政策，以期激发全社会各阶层公众消费，但是，要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下层公众大量地拉进这样一个消费圈仍是不切实际的，高雅文化艺术消费依然有着相对固定的“圈子”，且“圈子”的门槛从未被完全削除。更加典型的情况发生在文化教育消费领域，即教育作为一种具有显著市场价值的文化商品，必然要通过被消费的方式被消费者获取，如择校、上培训班、聘请家庭教师以及购买教材教辅资料等，而关于教育的消费不断加剧和巩固着社会分层，这也是社会学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者们反复探讨的论题。

跳出布尔迪厄的思路，我们也能够看到：文化圈层在文化消费场中，主要表现为不同群体基于共同的兴趣、审美、价值观等形成的亚文化社群。在文化消费过程中，这些圈层通过共享和互动对自身的文化特性进行再制与巩固。再制表现为：文化圈层通过消费特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如电影、音乐、书籍、游戏、动漫等，不断复制和强化其核心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在文化圈层的再制与巩固之外，研究者还应看到扩散与交融的一面。文化圈层在保持自我特性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