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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二）

三

第三阶段，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70年代末，巴黎国立图书馆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发行。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开始在国内发行。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成书。进入90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现已出版的有《英藏敦煌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正在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等。这些新印本的图版比以往的印本和缩微胶卷清晰，有利于正确释录图版上的文字。我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第三阶段掀起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得到迅速发展。史学工作者置身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两个阶段。

对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全面展开。

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和《敦煌沿革与人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籍与敦煌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首次对敦煌自建郡以来直至清代的行政、地理沿革及人口变化做了考察。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和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的学校》分别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全面搜集了敦煌学郎的题记资料。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深入讨论了敦煌文献中的启蒙教材。

关于敦煌陷蕃的年代问题，仍不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既有人对旧说作进一步论证，也有人尝试提出新说。安忠义提出贞元四年说，马德再倡吴廷燮提出的大历十二年说，李永宁则提出两次陷落说，即敦煌首次陷蕃于建中二年，再次陷蕃于贞元三年。史苇湘、杨铭亦主张敦煌首次陷落于建中二年，其后因一再发生汉人反蕃起义而导致敦煌的“陷落”和“降下”不止一次。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对山口瑞凤提出的贞元二年说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这一阶段我国学者还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王尧依据藏汉文书碑铭考出了这一语词的含义和来源，指出它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问题》，考出沙州节儿执掌当地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其属官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吐蕃统治者用部落制取代了沙州的县、乡、里行政组织，有关情况日本学者曾作过初步探讨。王尧、陈践和杨际平都曾涉及这方面问题。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在详尽考证由道士、女官及有关内亲外亲组成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的同时，也概述了部落设置的一般情况。姜氏和张广达还先后探索了沙州行人部落的性质，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认为担任驿传任务的人员属于行人部落。杨铭认为敦煌地区的通颊部落管理人身地位较低的寺户、杂户等。荣新江《通颊考》充分利用藏汉文书资料，对通颊部落的渊源、组成及在敦煌、河西等地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统治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考辨了吐蕃在敦煌设置部落的时间、次数、部落的名称与作用。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对吐蕃时期的计口授田制、突税差科和农业、商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所见沙州玉关驿户起义》，探索了吐蕃时期发生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原因、时间和作用，指出起义打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

归义军政治史仍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创获颇多。姜亮夫《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搜集罗振玉所不及见的有关文书和石窟题记等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成文，意在拾遗补阙正误，但在参考研究信息方面存在不足。苏莹辉《瓜沙史事概述》，似系综合旧作而成，但未能参考大陆有关新成果，一些地方沿袭了已为学界所不取的旧说。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用充分的证据否定了流行多年的索勋作乱杀淮深兄弟、自立为节度使的旧说，并推测张淮深之死与唐廷有关。此文引起了学界的反响，李永宁、钱伯泉和邓文宽等都同意孙氏对旧说的否定，钱伯泉为孙氏的观点补充了证据。但对张淮深的死因，李永宁和邓文宽又分别提出了与孙氏不同的看法。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认为杀淮深者为张议潮子淮鼎，淮鼎临终将幼子承奉托付索勋辅佐，不意索勋在淮鼎死后竟自立为节度使，被嫁给李明振的议潮女张氏诸子杀掉，张氏虽名义上复立侄承奉为节度使，实权却掌握在诸子手中。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在肯定李永宁上述推论的前提下，以充分的材料证实了李明振诸子执掌大权排挤张承奉的论断，并进而推论瓜沙大族在896年又发起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