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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探究

目前网络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突出。本文梳理我国网络经济从业者权益保障现状，针对网络经济存在的法律滞后、平台责任缺位、监管碎片化及维权意识薄弱等问题，提出完善法律法规、丰富保险类型、强化平台监管、优化维权路径及推动社会共治等对策，为筑牢从业者社会保障底线、促进网络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经济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产业融合与全球化资源配置，催生了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机会，也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然而网络从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突出。为此，本文在研究网络经济从业者权益保障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提出相应对策，为网络经济从业群体权益保障实践提供参考。

一、网络经济从业者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关系认定困难网络经济用工模式通常涉及多个主体，包括网络平台、外包公司、报酬发放主体等，部分平台企业可能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从业者与外包公司签订协议，脱离传统劳动关系的用工模式，使得用工主体界定比较困难。此外，与传统工作方式相比，网络经济工作岗位不固定，工作片区不固定，工作时间碎片化、随机化，灵活程度高，平台对从业者的管理较为松散，从业者可以自行决定全职、兼职方式，去留难度小带来人员频繁流动。这些都造成劳动关系认定困难。

（二）劳动权益保障不足部分互联网企业采用外包形式，将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缴纳和劳动风险分担等法律义务剥离，导致从业人员陷入劳动无保障的境地。此外，部分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和按件计酬的方式间接增加了工作时长，让从业者陷入“高强度劳动、低权益保障”的就业环境。例如，外卖骑手每天配送任务繁重却无任何工伤保险保障。缺乏基本保障加剧了职业的不安全感，迫使劳动者以损害健康为代价来维持生活。平台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将经营成本转嫁给劳动者，从业者失去了工时、薪酬等基本权益保障，加剧了劳资关系失衡。

（三）平台规则不透明大型互联网企业借助技术和数据优势加大了对市场的控制，通过将经营成本转嫁给从业者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从业者无法获知算法决策逻辑，更难以对不合理的劳动条件提出异议。这种对市场的控制与技术垄断，形成了“平台主导规则、从业者被动依附”的格局，削弱了从业者对自身权益的议价能力，扭曲了劳资关系。例如，网约车企业通过算法控制派单，利用“大数据”差异化定价，导致从业者被迫接受高强度劳动却无法获得合理报酬或社会保障。

（四）维权渠道不畅在与平台协商方面，部分互联网企业存在协商渠道流程繁琐、自动化客服反馈等现象，影响维权协商效果；互联网企业大多通过技术实现对从业者权益的侵犯，导致很多情况下无法有效核查隐蔽的权益侵犯行为；从业者常因被归为“灵活就业”而难以通过劳动仲裁申诉权益，而司法诉讼则面临周期长、费用高等现实阻碍，导致部分网络经济从业者在个人权益遭到侵犯时往往选择沉默。维权渠道不畅的问题，可能进一步助长部分互联网企业对从业者权益的漠视，形成“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从业局面，破坏网络经济中的公平。

二、原因分析

（一）法律法规滞后现行劳动法律体系是以传统劳动关系为基础，围绕工厂制、全日制用工模式构建，难以适应平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特点。例如，《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依赖“从属性”标准（如固定工作场所、受雇主直接管理等），但平台用工模式具有工作时间弹性化、接单自主性强、劳动场所分散等特征，导致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难以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主体，进而无法享受社会保险、最低工资保障等法定权益。尽管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尝试突破传统标准，如上海法院根据实际用工情况认定劳动关系，但法律整体滞后仍使大量从业者陷入劳动关系认定难的困境。

（二）平台责任缺失部分互联网企业通过复杂的用工结构规避传统用人责任，将风险转嫁给从业者。例如，部分平台通过“外包协议”或“承揽合同”模糊劳动关系，甚至要求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切断法律上的雇佣关系。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策略导致从业者在工伤、社保、欠薪等问题上维权困难。尽管司法部门已对部分“隐蔽用工”行为进行纠偏（如否定强制个体工商户注册的合法性），但平台算法管理的不透明性（如派单规则、奖惩机制）仍使从业者处于被动地位，平台责任边界亟待明确。

（三）监管机制不健全当前，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劳动、市场管理、网信等部门职能交叉，导致综合执法效率较低。例如，劳动部门负责劳动关系认定，网信部门监管算法规则，而市场管理部门则关注平台经营合规性，这种分割式监管难以形成协同效应。此外，技术监管能力不足，技术垄断的现实面前对从业者权益的侵犯问题缺乏有效监测手段。例如，平台通过算法压缩配送时间、设置不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间接加剧从业者超时劳动和安全隐患，但现有监管工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