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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专业学生自我鉴定

历史专业学生自我鉴定

时光荏苒，四年历史专业学习的旅程即将画上句点。回首这段浸润在史料长河中的时光，我始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追求，在理论学习中夯实基础，在实践探索中锤炼能力，在科研思考中深化认知。现将四年来的学习、实践与成长从专业素养、科研能力、实践经历、个人发展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既是对过往的复盘，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一、专业素养：在知识体系中构建史学根基

历史学科的核心在于“史实、史识、史才”，四年间我始终以这三者为轴心，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与扎实的专业功底。

（一）课程学习：夯实理论基础，深耕专业领域

作为历史学专业学生，我深知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开展一切研究的前提。四年间共完成52门课程学习，其中专业必修课23门、专业选修课18门、通识教育课程11门，平均学分绩点3.8/4.0，专业课程平均分91.2分，连续三年位列年级前5%（共120人），获校级一等奖学金2次、二等奖学金1次，获“校级优秀学生”“学习标兵”等荣誉称号3次。

在核心课程学习中，我注重“通史”与“专史”的结合：中国古代史方向，深入研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典籍，撰写《〈汉书·食货志〉中的西汉土地制度再探》《〈史记·货殖列传〉的商业思想研究》等课程论文，其中2篇获“校级优秀课程论文”；中国近现代史方向，聚焦社会史与经济史领域，通过《近代江南市镇网络变迁研究（1865-1937）》《民国时期上海同业公会的组织功能分析》等论文，掌握了“自下而上”的史学研究视角；世界史方向，系统学习《全球通史》《近代欧洲的兴起》等著作，完成《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研究》comparative论文，尝试跨文明比较研究。

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我重点研读了王国维《古史新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等经典著作，掌握了史料考据、计量史学、口述史等研究方法，能独立完成“问题提出—史料搜集—分析论证—结论提炼”的完整研究流程。

（二）史料积累：构建“多元史料库”，提升辨析能力

史料是史学的生命线。四年间，我系统搜集、整理了三大类、12小类史料，累计整理史料笔记40余万字，建立个人史料数据库（含文献、档案、口述史料等电子文档5000余份，实物史料照片3000余张）。

文献史料方面，重点整理了《二十四史》《清实录》《民国档案汇编》等典籍中涉及经济史、社会史的篇章，其中对《清代地租册抄本》（藏于上海图书馆）进行全文标点与分类整理，提取土地交易、租佃关系数据2000余条，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档案史料方面，利用假期赴上海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实业部档案、商会档案，抄录“1935-1937年上海棉纺业生产数据”档案120份，整理“近代江南地区手工业衰落原因”档案80余件；口述史料方面，参与“苏州河沿岸工业遗产记忆”项目，访谈退休工人、老厂长、地方学者23人，录音总时长45小时，整理访谈文字稿8万字，其中5段口述史料被纳入《上海工业遗产志》编纂参考。

在史料辨析中，我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如研究“近代江南蚕丝业衰败”课题时，同时使用《实业部年鉴》（1936）的统计数据、苏州档案馆“蚕丝业同业公会档案”（1933-1938）的经营记录，以及老工人的口述记忆，通过交叉验证发现“日本生丝倾销”与“传统生产技术滞后”的双重影响，纠正了以往单一归因的片面性。

二、科研能力：在问题意识中培养创新思维

历史研究不仅需要“述往事”，更要“知来者”。四年间，我以“问题导向”驱动科研探索，从课程论文到科研项目，从独立研究到团队协作，逐步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

（一）学术训练：从“课程论文”到“独立选题”

大二学年，我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中首次尝试独立选题，发现学界对“1930年代农村合作运动”多关注政策层面，对基层实践中的“异化现象”研究不足。为此，我查阅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结合《东方杂志》《申报》的时评，撰写《1930年代江南农村合作运动的实践困境——基于无锡、武进两县的案例分析》，指出“合作运动被地主阶层操控”“资金挪用率达37%”等问题，该文获课程论文最高分（95分），并被推荐参加“校级本科生学术论坛”。

此后，我逐步将研究聚焦“社会经济史”与“历史地理学”交叉领域，大三完成学年论文《近代江南市镇空间变迁与经济功能演变（1865-1937）——以苏州南翔镇为例》，运用GIS技术绘制“南翔镇明清至民国时期市镇地图5幅”，分析“河道疏浚”“铁路开通”对市镇空间结构的影响，论文获“校级优秀学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