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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干部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等专项整治研讨发言

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普通干部，今天围绕“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等专项整治”主题作研讨发言，既是一次自我检视的过程，也是一次思想上的再洗礼、纪律上的再警醒。结合近期学习领会上级文件精神、参与专题教育以及自身工作生活实际，我从“认识体会、问题查摆、整改方向”三个方面谈几点具体思考，与同志们共勉。

一、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专项整治的政治意义与现实要求

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看似是“小事小节”，实则是政治立场、党性原则的“试金石”。通过近期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党纪法规，参加单位组织的廉政警示教育会、观看《围猎·行贿者说》等警示片，我对这一问题的危害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政治维度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是政治生态的“腐蚀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红包礼金表面是“礼尚往来”，背后往往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隐蔽手段。一名干部如果在“收礼”上松了口，就会逐渐模糊公与私的界限，把手中的“服务权”异化为“交易权”，最终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削弱的是群众对党的信任。去年我们单位通报的某科室干部因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购物卡被处分的案例，就是从“一包烟、一瓶酒”开始，一步步滑向违纪深渊，教训极其深刻。

从纪律维度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是触碰底线的“危险线”。党纪法规对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有明确界定：“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收受，都属于违规范畴。但现实中，一些同志存在“小恩小惠不算事”“熟人之间无风险”的错误认知。比如，有的认为节假日收点土特产是“人之常情”，有的觉得帮朋友办了点私事收个红包是“增进感情”，这些都是对纪律的误读。我曾参与过社区低保审核工作，有一次某居民为了让不符合条件的亲属纳入保障范围，悄悄塞给我200元超市卡，当时我虽当场拒绝，但事后反思：如果当时意志不坚定，就可能被“围猎”，进而在审核中放宽标准，这不仅违反纪律，更会让真正困难的群众寒心。

从群众维度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是破坏党群关系的“隔心墙”。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果群众办事需要“打点”，遇到问题要“送礼”，就会形成“不送不办、小送慢办、大送快办”的不良风气，最终损害的是群众的获得感。我在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轮岗时，曾听到群众抱怨：“以前去某些部门办事，总得带点东西，现在风气好了，但心里还是有顾虑。”这说明群众对“潜规则”深恶痛绝，开展专项整治正是回应群众期盼、修复干群信任的关键举措。

二、刀刃向内查摆，直面自身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对照专项整治要求，结合日常工作生活场景，我认真梳理了自身可能存在的风险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上存在“模糊区”。虽然能够严守“不收不送”的底线，但对“礼尚往来”的边界把握还不够精准。比如，老家亲戚朋友结婚、生子时，有时会担心“不随礼显得生分”，于是按照当地习俗随礼，但如果对方是管理服务对象或可能涉及职务影响的人员，这种“随礼”就可能踩线。去年春节，我高中同学（现经营一家小微企业）来家里拜年，带了一箱水果和两条烟，我当时认为“同学之间纯粹是感情联络”就收下了，现在反思：如果他的企业在街道有项目审批需求，这两条烟就可能被视作“投资”，本质上是变相的利益输送。

二是行为习惯上存在“松懈点”。八小时外的社交圈管理还需加强。作为基层干部，平时接触的人群较广，有的是服务对象，有的是朋友介绍的“熟人”。有一次参加朋友组织的聚餐，席间认识了一位做工程的老板，对方主动加微信，之后偶尔会发“节日问候”红包（金额不大，50-200元），我虽未领取，但当时没有果断拒绝，而是觉得“不领就没事”。这种“被动接受”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亲清关系”的理解不够到位——与管理服务对象保持“清”的距离，不仅要做到“不收”，更要主动“避嫌”，避免让对方产生“靠近”的想法。

三是自我约束上存在“侥幸心”。对“微腐败”的警惕性还需提高。比如，在参与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协调工作时，有施工方为了加快进度，曾提出“请吃个便饭”，我当时认为“一顿饭不涉及金钱”就答应了。现在看来，这顿饭表面是“联络感情”，背后可能是为了在施工标准、验收环节获得“照顾”。这种“吃点喝点不算违纪”的心态，就是典型的侥幸心理，若不及时纠正，很可能演变成“收点拿点”的越界行为。

三、立行立改抓落实，以实际行动筑牢廉洁防线

针对查摆出的问题，我将从“思想、行动、长效”三个层面发力，坚决守住“不收礼、不送礼”的纪律红线。

一是强化思想淬炼，拧紧“总开关”。把学习党纪法规作为日常必修课，重点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关于“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规定，逐条对照《违规收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