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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读”到“专门”：教育理念的升级

提到“工读学校”，很多经历过特定年代的人会有模糊印象——那是针对“有不良行为的少年”设立的特殊场所，似乎总带着“管教”“劳动改造”的标签。而如今，“工读学校”已逐渐被“专门学校”取代，名称的改变背后，是我国未成年人特殊教育理念的深刻升级：从过去侧重“行为约束与劳动矫正”，到如今强调“教育、感化、挽救”，从“以管为主”转向“以育为本”，每一步调整都体现着对未成年人成长规律的尊重，对“每个孩子都能变好”的信念坚守。

“工读学校”的时代印记：在特定背景下诞生的教育尝试

“工读学校”的出现，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需求。当时，为帮助因家庭困难、社会环境影响而出现逃学、流浪、轻微违纪的少年回归正轨，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创办了“工读学校”。这类学校的核心特点是“半工半读”——学生一半时间参加劳动（如工厂做工、农场务农），一半时间学习文化知识，既通过劳动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也通过纪律约束规范行为。

在物资匮乏、教育资源有限的年代，“工读学校”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为无家可归、无人管教的少年提供了“安身之所”，通过劳动让他们掌握基本生存技能，避免因游荡社会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比如上世纪60年代，某工读学校接收了一批因父母忙于生产、无人照料而经常逃课的少年，通过组织他们参与纺织劳动、学习基础文化，大部分少年毕业后能进入工厂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随着时代发展，“工读学校”的局限性也逐渐凸显。一方面，“半工半读”的模式重“劳动”轻“教育”，文化课程设置简单，难以满足少年长远发展需求；另一方面，“管教色彩”较浓，部分学校过度强调纪律约束，甚至采用“体罚”“强制劳动”等方式，忽视了少年的心理需求与人格尊严。比如有的学生因轻微违纪被安排长时间劳动，或因表现不佳被当众批评，导致他们产生“被放弃”的心理，反而更抵触改变。此外，“工读学校”的名称本身也带有一定“标签效应”，一旦进入这类学校，学生容易被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毕业后难以融入正常社会环境。

从“工读”到“专门”：政策与理念的双重升级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完善、教育理念的进步，“工读学校”的改革被提上日程。2012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提及“专门学校”，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正式以“专门学校”取代“工读学校”，标志着未成年人特殊教育进入“以育为本”的新阶段。

这种升级不是简单的“换名称”，而是从“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定位”三个维度的全面革新：

教育目标：从“矫正行为”到“重塑人生”

“工读学校”的核心目标是“矫正不良行为”，让学生“不惹事、能劳动”；而“专门学校”的目标更长远——不仅要纠正错误行为，还要帮学生“找回自信、明确方向”，为未来人生铺路。

比如，过去工读学校对沉迷网游的学生，可能通过“禁止接触电子设备+强制劳动”来矫正行为；而现在的专门学校，会先通过心理疏导了解学生沉迷网游的原因（如家庭关爱缺失、学习挫败感），再通过“电竞兴趣小组”（教游戏开发基础、数字媒体知识）引导学生将兴趣转化为学习动力，同时补全文化课程，帮学生规划“未来从事电竞运营、数字设计”等职业路径。16岁的小宇（化名）曾因沉迷网游辍学，进入专门学校后，在老师引导下爱上数字媒体制作，毕业后考入职业技术学院的“动漫设计”专业，彻底摆脱了“网瘾少年”的标签。

教育方式：从“管教为主”到“疏导优先”

“工读学校”的教育方式多以“纪律约束”为核心，强调“服从”；而“专门学校”则坚持“疏导优先”，通过心理干预、兴趣引导、个性化教育，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改变”。

在心理干预方面，“专门学校”普遍配备专业心理老师，针对学生的家庭创伤、情绪问题开展一对一疏导。比如14岁的小涛，因父母离异后无人关心，经常通过打架发泄情绪，进入专门学校后，心理老师每周与他谈心，教他识别情绪、管理情绪，还安排“亲子互动课”，帮他与父母重建沟通。慢慢的，小涛不再用暴力解决问题，还主动加入学校的“篮球社”，通过运动释放压力。

在课程设置上，“专门学校”摒弃了“重劳动轻文化”的模式，构建“文化+技能+兴趣”的多元课程体系。文化课程根据学生基础分层教学，基础差的从小学知识补起，基础好的可同步学习初中课程，甚至备战中考；技能课程结合市场需求开设汽修、烹饪、电商、幼儿保育等，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兴趣课程（如绘画、音乐、编程）则帮学生发现自身优势，找回自信。与“工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