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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贡赋制度的区域差异

一、引言：流动的帝国血脉——贡赋制度的历史意义与区域视角

站在未央宫的高台上远眺，西汉都城长安的街巷里，满载粮食的牛车、驮着丝帛的驼队、挑着漆器的民夫正络绎不绝地涌入。这些来自关东、巴蜀、江南甚至边郡的物产，构成了汉代贡赋体系最生动的注脚。所谓”赋”，本指按人丁征收的钱物；“贡”则是地方向中央进献的土特产品，二者共同支撑着帝国的财政运转与宫廷用度。但翻开《汉书·食货志》《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我们会发现：齐地贡”冰纨方空縠”，蜀地贡”锦缎”，会稽贡”越布”，代郡贡”白狐青翰”——这些各不相同的贡物清单，恰是汉代贡赋制度区域差异的直接体现。

二、制度底色：汉代贡赋体系的基本框架

要理解区域差异，首先需理清汉代贡赋制度的整体设计。汉初承秦制，经文景时期调整，至武帝时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赋以定规，贡以任土”：

2.1赋的征收：基于人地的量化标准

“赋”主要包括田赋（按田亩征收的粮食，称”租”）、口赋（按人口征收的货币，15-56岁为算赋，7-14岁为口钱）、更赋（代役钱）。田赋税率在高祖时为”十五税一”，文景时减为”三十税一”，这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但实际征收中，因土地肥瘠不同，各地折纳方式有别：关东平原良田亩产一石半（约90斤），三十税一即每亩纳5升；而江南”火耕水耨”的低产田，亩产仅一石，同样税率下实际负担更重。

2.2贡的定位：基于物产的非量化进献

“贡”则遵循《禹贡》“任土作贡”的传统，要求地方”因土所生，各献其方”。《汉官仪》载：“郡国岁尽遣上计吏，各奉其郡国之籍，及贡物。”贡物多为地方特产，既包括粮食、布帛等实用物资（称”常贡”），也有珍禽异兽、金玉玩好等奢侈品（称”方物”）。与”赋”的刚性不同，“贡”的数额由地方自定，但需符合”不夺农时、不伤民力”的原则，如元帝曾下诏”罢齐三服官”，就是因齐地织锦耗费民力过甚。

三、区域分野：自然与人文交织下的贡赋差异

汉代疆域广袤，《汉书·地理志》将全国分为司隶、豫州、冀州等13个刺史部。若以自然地理与经济形态为标准，可大致划分为关东农耕区、关中核心区、巴蜀山地、江南开发中地区、边郡胡汉杂居区五大板块，各板块的贡赋特征鲜明。

3.1关东农耕区：帝国的”粮仓”与”织室”

关东（函谷关以东）包括今河南、山东、河北南部，是汉代人口最密集、农业最发达的区域。《史记·货殖列传》称”三河（河内、河南、河东）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这里的贡赋最能体现”赋重贡精”的特点。

从”赋”来看，关东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田赋与口赋。以河南郡为例，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达17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田赋征收量却占中央岁入的8%。为解决运输问题，武帝时开凿漕渠，每年经黄河、渭河向长安运输关东粮食达400万石，最多时增至600万石。

从”贡”来看，关东的丝织业独步天下。齐地（今山东临淄）“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设”三服官”专门为皇室织造春、夏、冬三季服饰，每年用工人数千，费钱数亿。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的”襄邑锦”则是祭祀礼服的专用面料，《后汉书·舆服志》载：“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

3.2关中核心区：京畿的特殊责任与特权

关中（今陕西中部）是西汉都城所在，“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史记·留侯世家》），其贡赋制度体现出”赋轻贡专”的特点。

“赋”的方面，因关中为京畿重地，田赋税率虽与全国一致，但常获减免。如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关中因”供御尤繁”额外减免三成；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禅泰山，“赦所过徒，赐孤独高年米，人四石”，关中百姓受惠最丰。更赋方面，关中男子可通过”更卒”服役（每年在本地服劳役一个月）替代更赋，而关东百姓多需纳钱代役。

“贡”的方面，关中主要进献两类特产：一是皇家苑囿的产物，如上林苑的麋鹿、博望苑的葡萄（张骞通西域后引入）；二是官府手工业制品，如少府所属的考工室制作的兵器、东园匠制作的丧葬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关中的”贡”更强调”供御”属性，《汉旧仪》载：“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皆属少府，所贡米必取京畿膏壤所产。”

3.3巴蜀山地：“栈道上的贡赋”与开发逻辑

巴蜀（今四川、重庆）“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汉书·地理志》），但地形险阻，“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货殖列传》），其贡赋呈现”赋重贡奇”的特征。

“赋”的征收因地形复杂而灵活。成都平原是核心产粮区，田赋按”三十税一”征收，而周边山地”地狭民稠”，则改征”口赋钱”，《华阳国志·蜀志》载：“巴郡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以布帛、禽羽折抵赋钱。武帝开西南夷后，为鼓励移民，对新附地区”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史记·平准书》），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