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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郭明义的故事

《山岗上的灯塔》

第一章：矿坑里的金子

辽东半岛，春日。清晨五点，天光未亮，鞍钢齐大山铁矿深处，巨大的电动轮汽车轰鸣着，像一头头钢铁巨兽在晨曦的薄雾中喘息。空气中弥漫着铁矿石特有的、带着腥味的尘土气息。

郭明义已经穿戴整齐他那身洗得发白、沾满油渍的工作服，头上那顶同样饱经风霜的安全帽下，是一张被岁月和风雨雕刻过的脸庞——黝黑、粗糙，皱纹如同矿区山峦的沟壑，但那双眼睛却格外明亮、坚定，透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光芒。他拿起那把用胶布缠了又缠的撬棍，开始了新一天的公路管理员工作。

“老郭，这么早！”年轻的司机小李从巨型卡车的驾驶室里探出头喊道。

“早点来，路平整，你们跑起来安全！”郭明义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种朴实的热情。他挥了挥手，身影便消失在车轮扬起的尘土里。

他的工作，就是维护这条维系着矿山生产命脉的矿山公路。四十多公里长的道路，他每天至少徒步巡查一遍，每一步都踏得实实在在。哪里有个坑洼，哪里的排水沟堵了，哪段路的挡墙松动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手里那根撬棍，既是工具，也是伙伴，无数次地撬起陷落的石块，疏通堵塞的水渠。

工友们常说：“老郭走过的走过的路，比尺子量的还准。”

上午九点多，太阳升高了些，驱散了晨雾。郭明义正弯腰清理一段水沟里的碎石，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刹车声和隐隐的争吵。他直起身，循声望去。望去。只见不远处，一辆运矿车和一辆外来的小轿车几乎蹭上，两位司机正脸红脖子粗地理论，互不相让。

这条路窄，错车本就困难。郭明义赶紧跑过去。

“二位师傅，消消气，都是赶路的，别伤了和气。”他站到两车之间，脸上堆着诚恳的笑，“咱这矿山路，不比城里大马路，互相体谅一下。”

他先是劝慰小车司机，说明这是生产要道，大车任务重；又回头跟熟悉的卡车司机使眼色，“老王，你技术好，往后稍稍，让人家先过，不差这一会儿。”

他说话实在，态度真诚，不带丝毫偏袒。那股子发自内心的和气与公正，像一股清泉，瞬间浇熄了两人心头的火气。卡车司机嘟囔着倒车，小车司机也不好意思地道了谢，缓缓驶过。

望着小车远去扬起的灰尘，郭明义对卡车司机老王说：“都不容易，咱们多让一步，路上就少一分危险。”老王叹了口气，拍拍他的肩膀：“老郭啊，也就你，总能把这麻烦事变成暖心事儿。”

这只是他工作中最寻常的一个插曲。在矿山几十年，他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仅养护着一条条物理意义上的道路，更是在人们心间铺就了一条名为“理解”与“友善”的通道。

中午，他在路边找个背风的石头坐下，拿出老伴准备的午饭——两个馒头，一盒咸菜，一个煮鸡蛋。这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标配。他吃得很快，仿佛时间是什么奢侈的东西。吃完，他从随身携带的那个磨破了边的旧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封信和一个汇款回执单。

信是一个来自西北贫困山区的小姑娘写来的，字迹稚嫩却工整：

“郭伯伯，您的汇款和文具我都收到了……我这次考试又得了第一名！谢谢您，我一定努力学习，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帮助别人……”

看着信，郭明义脸上的疲惫一扫而空，嘴角漾开无比满足的笑容，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来，像盛开的菊花。那笑容，比他身后巍峨的矿山还要厚重。

这个旧挎包，是他的“移动办公室”，也是他的“百宝箱”。里面除了工作记录本、简单的工具，更多的是各地受助孩子的来信、厚厚的献血证、一沓沓汇款单据和各种扶贫济困的宣传资料。

下午的工作依旧繁重。有一段陡坡因为前几天的雨水冲刷，边缘有些塌陷。郭明义没有简单地做个标记上报就算完事，而是立刻找来碎石和泥土，一锹一锹地填补、填补、夯实。汗水顺着他的额角流下，滴落在干燥的土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几个路过的年轻工人想来帮忙，被他拦住：“不用不用，这点活我一个人行，你们，你们快去忙你们的，别耽误了生产。”

直到夕阳将矿山的轮廓染成金红色，他才拖着疲惫却又满足的身躯，走向那座依矿而建、同样简陋的老宿舍楼。

第二章：血脉相连

回到家，简单吃过晚饭，妻子孙秀英在厨房收拾碗筷。郭明义坐在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旧沙发上，又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仔细翻看。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的，不是工作安排，而是下一次无偿献血的时间、准备资助的下一个困难学生的信息、还有哪位工友或邻居家里有困难需要帮忙……

“秀英，”他抬起头，对厨房方向说，“下周轮到我去血站了。”

孙秀英擦着手走出来，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知道啦。你这身体……自己得多注意。”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为了帮助别人，他可以倾其所有，包括他自己的鲜血。

郭明义嘿嘿一笑，露出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没事，我身体棒着呢！献血能救人，这比啥都强。”

这不是一句空话。从1990年第一次踏上采血车开始，二十多年间，郭明义献了多少次血，连他自己都快记不清了。那一本本鲜红的献血证，叠起来有厚厚一摞，记录的不仅是血量，更是一条条可能因此得以延续的生命。他不仅是鞍山市最早一批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