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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阐释学视角论《道德经》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建构

一、理论框架：阐释学与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关联

（一）阐释学核心理论范畴

在探讨《道德经》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时，阐释学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阐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问，其核心理论范畴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是“偏见”（Prejudice）与前理解结构。阐释学认为，译者并非以完全客观、空白的状态去接触原文，其文化背景、知识储备和价值取向构成了“前理解”，这一“前理解”形成了译者解读原文的初始视域。伽达默尔指出，“偏见”并非贬义，而是理解的必要前提。以《道德经》英译为例，西方译者由于自身文化中缺乏道家哲学的深厚底蕴，在理解诸如“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的语句时，其固有的西方哲学思维、宗教观念等构成的“前理解”会影响他们对“道”这一概念的把握。不同译者因各自“偏见”的差异，对“道”的翻译也各不相同，如有的将其译为“Tao”，直接采用音译保留其独特性；有的则译为“theWay”，试图从西方文化中类似概念去贴近理解。这种差异正是译者“前理解”结构导致的，它决定了译者对文本意义的捕捉方向。

“视域融合”（FusionofHorizons）与意义生成也是阐释学的关键理论。翻译过程从阐释学角度看，是译者原初视域与文本历史视域的动态融合。《道德经》诞生于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其蕴含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在古今、中西文化差异中寻找平衡点。例如在处理“无为而治”这一概念时，西方文化中强调积极行动、干预的思维模式与“无为”所表达的顺应自然、不妄为的理念相悖。译者需要将自己的现代思维、西方文化背景与《道德经》所处的古代中国文化视域相融合，在理解“无为”并非消极不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不过度干预的基础上，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使“无为而治”的意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如将其译为“governbynon-action”，通过对“non-action”的进一步解释，让西方读者能跨越文化差异，理解这一东方智慧。

斯坦纳阐释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解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作用提供了具体模式。斯坦纳提出的“信赖—侵入—吸收—补偿”模式，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理解与重构中的主动作用。在《道德经》英译中，“信赖”体现为译者对《道德经》文本价值的认可，相信其蕴含的哲学思想值得向西方世界传播。“侵入”阶段，译者受自身文化背景、翻译目的等影响，深入解读原文，如在理解《道德经》中众多隐喻表达时，译者凭借自身知识储备去挖掘隐喻背后的哲学内涵。“吸收”则是译者将原文意义融入目标语言文化，在翻译词汇、句式时，考虑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和文化特点。而“补偿”策略在处理《道德经》这类富含隐喻、文化内涵深厚的文本时尤为关键，直接影响译文的哲学保真度。例如，“上善若水”这一隐喻，简单直译可能无法传达其丰富的哲学寓意，译者需要通过注释、意译等补偿手段，对“水”的特性以及其与“善”的联系进行阐释，使译文在目标语言中尽可能还原原文的哲学深度。

（二）译者主体性的本质定位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研究中经历了从被忽视到被重视的过程，其本质定位与阐释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隐身”到“显身”，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带来的重要变化。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将原文视为权威，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准确地复制原文内容，译者主体性被遮蔽，被视为原文的“仆人”。在这种观念下，译者在翻译《道德经》时，往往过度追求语言形式上的对等，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的传达。随着20世纪阐释学等理论的发展，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译者被赋予“积极解释者”身份。阐释学认为，译者在理解原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自身的理解与阐释，这种阐释并非随意的，而是基于译者对原文的深入研究和自身的文化素养。在《道德经》英译中，译者开始积极发挥主体性，根据目标读者的需求和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如对一些文化负载词进行文化加注，帮助西方读者理解道家哲学概念，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文化的接受习惯，译者的身影也从幕后逐渐走向台前。

然而，译者主体性具有双重约束性。一方面，译者需要尊重原文文本的“客观性”，《道德经》作为道家经典，其蕴含的哲学思想是固定的，译者不能随意曲解。在翻译“道”“无为”“阴阳”等核心概念时，必须基于对道家哲学的准确把握，尽可能还原其在原文中的内涵。另一方面，译者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期待。西方读者对东方哲学的认知有限，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同，译者需要在翻译中对一些复杂的哲学概念进行简化、阐释，使其更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如在翻译《道德经》中的一些章节时，译者可以采用故事性叙述、对比西方哲学观点等方式，降低读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