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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盖的自我”：亲子关系配偶化经历对高中生自我加工的影响机制

摘要采用知觉匹配范式，探讨亲子关系配偶化对高中生自我加工的影响机制以及情绪面孔在其中的作用，旨在揭示我国文化背景下亲子关系配偶化对个体自我加工的影响。结果显示，有亲子关系配偶化经历的个体依然存在自我加工优势，同时表现出母亲加工优势；在高兴情绪的作用下，有亲子关系配偶化经历的个体自我加工优势消失；悲伤情绪条件下，母亲加工优势增强；而愤怒情绪条件下，自我优势效应稳定存在。因此，亲子关系配偶化经历破坏了个体自我加工的稳定性，表现为母亲加工优势的增强对自我加工优势的掩盖，以及在高兴情绪、愤怒情绪、悲伤情绪条件下自我加工优势的消失、维持与并存现象。

关键词自我；亲子关系配偶化；知觉匹配范式；情绪

分类号B844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07.001

亲子关系配偶化描述了一种适应不良的亲子关系，表现为父母向孩子寻求情感、关系上的需求满足，迫使孩子成为情感的支持对象或配偶角色的替代者，这反映了父母在构建、维系亲子及伴侣关系中健康心理边界缺失的现象（Cim?iramp;Akdo?an，2020）。如，父母一方或双方向孩子抱怨婚姻的不幸、另一方的无能、工作上的不如意等，并向孩子寻求一定的支持。此时，孩子被迫充当一个调停者、倾听者，甚至问题解决者的角色。亲子关系配偶化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父母亚系统的功能障碍（罗军，2012）。经历过亲子配偶化的个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反复经历亲子边界的融解、相互纠缠、对他人负责，甚至自我的丧失（Kerig，2005），最后表现为自卑、消极的完美主义、抑郁、焦虑、自杀倾向、人格障碍、身份发展受损等问题（Adamsetal.，1999;Fullinwider-Bushamp;Jacobvitz，1993;Greenberg，1999）。大量研究表明，自我在个体人格发展与心理健康水平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侯永青等，2020;Qianetal.，2022;vanderWeidenetal.，2015），而这些不同的临床症状似乎只是个体自我异常表现的不同形式（周爱保，潘超超，2021;Cuietal.，2022）。所以，了解亲子关系配偶化诱发的这些危害并理解这些危害是如何产生的，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自我加工是个体在处理与自身相关的信息时所涉及的认知过程。与他人相比，自我具有其独特的加工优势（王凌云等，2019），表现为对自我相关性信息加工能力强于或速度快于自我无关性信息的加工，情绪在此过程起到调控作用（Suietal.，2016）。然而，自我边界的形成并非绝对清晰，当个体基于模糊的心理界限构建自我概念时，通常难以避免地融合了他人的意识与情绪体验。家庭系统理论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即当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界限模糊、过度依赖或过度卷入彼此情绪状态时，会导致个体难以区分自己的情感与他人的情感，进而抑制自主性和独立自我的发展。在此情境下，子女为维持家庭系统稳定，被迫压抑情绪迎合父母需求（Nuttalletal.，2021）。当子女不能满足父母的需求时，则会破坏自我的积极属性，将消极自我内化，进而直接削弱其自我面孔识别优势（关丽丽等，2012;Suiamp;Humphreys，2015）。更为隐蔽的是，此类扭曲的代际互动常被社会文化合理化，将这一现象包装为“服从父母的孝顺表现”（葛枭语，2021），实质掩盖了情感责任不对等的转移以及个体自我需求的忽视现象。

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困境在于难以捕捉这种被掩盖的亲子关系对个体自我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现有亲子关系配偶化研究主要依赖自我报告法与问卷测量，缺乏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二是多数研究采用积极/消极情绪二分框架，既未能细化不同情绪类型的功能，也忽视了群体特异性对不同情绪类型不同的表现的现象。部分研究显示，积极情绪（如高兴面孔）比消极情绪（如悲伤面孔）更具自我关联增益效应（谭群等，2018;Stolteetal.，2017）。而另一项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如高兴面孔）与消极情绪（如悲伤面孔）均不能增加其自我优势（McIvoretal.，2021）。值得注意的是，在消极情绪条件下，愤怒与悲伤可能存在加工机制的差异。具体而言，愤怒情绪能够提高个体的认知激活水平（白卫明等，2021;程瑞等，2021），触发威胁预警系统，从而促使个体优先关注自身利益与安全。但从个体助人决策方面来讲，而悲伤情绪则更易诱发社会联结需求，导致助人行为倾向显著增加（杨昭宁等，2017）。在此机制下，具有长期家庭角色错位经历的个体（如被迫承担调停者、情绪倾听者或问题解决者角色的儿童），会逐渐将优先满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