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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非线性关系及其阈值效应

摘要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学段共614名青少年开展调查，探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非线性关系以及阈值效应。结果显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良好，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最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健康；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各因子之间均为非线性关系；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各因子间存在阈值效应，且呈现门槛模型和饱和模型的反转效应。研究结果从动态交互的层面说明了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各因子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主观幸福感越高，其心理症状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但当达到一定阈值时二者关系强度发生变化。

关键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非线性关系；阈值效应

分类号B844.2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05.001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升学压力的增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加严重，在校学生所遭遇的心理困扰已不再局限于亲子关系紧张、学习负担过重等传统探究范畴，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障碍，乃至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疾病，早已悄然潜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马晓澄，徐弘毅，2024）。《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青少年群体依旧是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傅晓兰等，2023）。可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是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是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当务之急。

传统心理健康模型从单维度视角出发，以负性心理症状的缺失作为判断个体心理健康的标准（郭纪昌，叶一舵，2018）。但是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心理健康是一种综合的心理状态，是指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方面达到协调一致，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功能状态。其发展水平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受到关注，且这一发展水平并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不能单纯用是否患有心理疾病来界定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还应对其是否存在积极情绪进行考察与检验（王鑫强，张大均，2011）。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提出了心理健康的双因素模型（Dual-FactorModelofMentalHealth，DFM;Greenspoonamp;Saklofske，2001）。该理论强调，心理健康的评估应同时考虑心理疾病的缺失和高水平主观幸福感的存在，二者缺一不可。由此可说明，主观幸福感能够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反映和预测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也有学者从幸福感视角对心理健康作出诠释，认为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和核心所在。换言之，幸福感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俞国良，2022）。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是指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与体验，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三种成分（Dieneretal.，1999）。主观幸福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王小新和安金玲（2009）的研究发现，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其心理发展状态越健康。Diener等人（2017）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的人群，不仅身体更为健康，而且寿命相对更长。此外，青少年学习倦怠感的产生及消减也与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密切相关（邓生卫，2023）。

尽管研究者围绕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内在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剖析二者之间的线性作用关系，或者通过引入其他变量，构建三者乃至四者之间的关系模型（李忠臣等，2018;唐先勇，2014）。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可能蕴含着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动态变化。因此，需要对二者的关系作出更加细致的分析。而由门槛模型和饱和模型这两种发展趋势模型构成的非线性关系分析，恰好就能很好的揭示这种复杂动态变化。门槛模型中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先慢后快的变化模式，即经过某个阈值后，二者共变速度加快（Rutter，1979）；而饱和模型则表现出先快后慢的变化模式，即经过某个阈值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随着量的累积而逐渐减弱（Moralesamp;Guerra，2006）。许多非线性研究的开展反映了探讨不同关系模式的重要性，张耀华等人（2024）使用非线性关系模型丰富了青少年学业倦怠的影响因素，肖雪等人（2022）使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明晰累积生态风险与初中生受欺凌的复杂关系模型。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只展示主观幸福感的高低程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刘芳等，2010），鲜有研究找到其变化趋势中所存在的阈值效应。而阈值通常被认为是变量参数动态变化过程中的转折点，能够更精准地刻画复杂关系，例如刘爱楼和张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