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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代表在全县残疾人推进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同仁、朋友们：

今天站在这里，作为一名视力障碍者，也是咱们县残疾人协会的一员，我想用最朴素的语言，和大家聊聊这些年我眼里的“改变”，说说心里的“期盼”，更想讲讲我们这群“折翼天使”藏在皱纹里的笑、握在掌心的光。

先说说我自己吧。我叫李红，48岁，15岁那年一场高烧夺走了我的视力。那时候，我坐在老家土屋的门槛上，听着邻居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跑过，听着田埂上拖拉机的轰鸣，心里像压着块磨盘——看不见课本，学不了手艺，连给家里做饭都总碰翻锅碗。2008年，县残联第一次找到我，说要办盲人按摩培训班，我攥着报名表的手直抖：“我这样的，真能学？”培训老师拉着我的手摸人体穴位模型，一遍一遍纠正手法力度；结业考核那天，我给一位腰痛的大叔按了40分钟，他站起来说“腰杆子轻快得能挑半担稻”，我当时就哭了。后来，在县残联的协调下，我在县城开了间按摩店，现在店里有3个盲人师傅，月收入从最初的800块涨到了现在的6000多。去年冬天，我妈摸着我新换的羽绒服说：“闺女，你现在比我这能看见的还活得明白。”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这些年，我亲眼看着咱们县的残疾人工作像春风一样，吹开了一扇扇紧闭的门。记得2018年，县医院刚装了盲道，我第一次自己摸过去做体检，导诊台的姑娘主动扶着我：“李姐，您往左两步是电梯，按钮我给您按好。”2020年，村里修公路，我回老家奔丧，发现村口的台阶居然改成了斜坡，边上还装了扶手——后来才知道，是县残联联合交通局搞了“百村无障碍改造”，专门收集了咱们残疾人的需求清单。还有去年的“阳光家园”计划，我邻居王大哥是重度肢体残疾，以前吃喝拉撒全靠70岁的老母亲，现在每天有护工上门3小时，帮他擦身、做饭、晒被子，老太太逢人就说：“这政策比亲闺女还贴心。”

但说实话，高兴之余，我们也有抹不掉的愁。前几天，我去邻镇看望一位视障老友，他住在村里老房子，门口还是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去年冬天摔了一跤，肋骨断了两根。他拉着我的手说：“红姐，城里的盲道修得再漂亮，可我们这些住在村里的，出个门还是得摸黑趟雷。”还有上个月，按摩店招学徒，有个听障小伙子来面试，手艺学得很快，可签合同那天，老板却犹豫了：“不是我不愿意，就怕万一他和客人沟通出问题，投诉了影响生意。”更揪心的是，我认识的一位脊髓损伤病友，常年坐在轮椅上，他说最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痛，是“心里的荒”——孩子上学不在身边，老伴儿出去打工，他每天从天亮坐到天黑，连个说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些年，我走了全县16个乡镇，和200多位残疾人朋友聊过天，大家的“难”总结起来，大概是四个“盼”：一盼“脚下有路”，别让无障碍设施只停在县城；二盼“手里有活”，别让“能干事”的我们总被“不敢用”卡住；三盼“心里有暖”，别让孤独成为比残疾更重的包袱；四盼“眼里有光”，别让我们的孩子觉得“爸妈这样，我也低人一等”。

这些“盼”不是抱怨，是想和大家一起把工作做得更实。比如“脚下有路”——能不能把无障碍改造向农村延伸？我们县60%的残疾人住在农村，村口的坡道、厕所的扶手、公交站的盲文标识，这些花不了大钱，却能让我们真正“走出去”。县残联可以联合住建、交通部门，每年列10个重点村，由村主任牵头收集需求，改造完让我们残疾人自己来“验收”，合格了再拨款。

比如“手里有活”——能不能给企业更多“暖心政策”？现在不少企业愿意招残疾人，但怕麻烦、怕担责。听说有的地方实行“就业补贴与安置比例挂钩”，企业每安置1名残疾人，社保补贴提高15%，还能优先参与政府采购项目。咱们县能不能试点这样的政策？再比如，针对听障、言语障碍群体，能不能联合职校开设“手语+技能”培训班，让他们既能学技术，又能和社会顺畅沟通。

比如“心里有暖”——能不能把“心理服务”落到日常？我知道县医院有心理科，但很多残疾人觉得“看心理医生丢人”。其实，社区网格员、助残志愿者如果能定期上门和我们聊聊家长里短，村文化室开个“残疾人茶话会”，甚至组织个象棋比赛、手工展，孤独感自然就散了。去年咱们县试点的“邻里互助小组”就特别好，10户残疾人结对，谁家缺个药、收个快递，打个电话就有人帮，这样的模式能不能推广？

最关键的是“眼里有光”——要让残疾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相信，“残疾”不是人生的终点。我认识一位肢残妈妈，她女儿上小学时被同学嘲笑“瘸子”，孩子回家哭着说“不想活了”。后来，县残联组织残疾家庭亲子活动，让孩子们参观盲人按摩店、看听障姐姐的舞蹈表演，现在那孩子逢人就说：“我妈妈能开网店，我长大要当老师，教更多小朋友懂礼貌。”所以，能不能多搞这样的“成长课堂”？让残疾孩子看到榜样，让健全孩子学会尊重，让家长们明白：我们的孩子，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份支持，就能和别人一样绽放。

朋友们，我们残疾人最懂“被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