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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出入教材之间以“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例谈高质量教学的实施

一、背景与目标：新时代历史教学的转型诉求

随着《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5年修订）》的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学科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从知识本位向素养导向的转变，不仅是课程理念的更新，更是教学实践的根本性重构。在这一背景下，“高质量教学”不再仅仅指向知识的完整传授或考试成绩的提升，而是聚焦于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育、核心素养的落地以及文化认同的深化。尤其在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作为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理解中央集权制度演变、民族关系复杂性、边疆治理逻辑以及文官体制运行机制的关键功能。

然而，当前一线教学中仍普遍存在“教材即圣经”“知识点即终点”的惯性思维。教师往往将“两宋政治与军事”简化为“重文轻武”“积贫积弱”“三冗问题”等标签式结论，缺乏对制度生成逻辑、权力博弈过程与历史语境变迁的深层剖析。这种浅层化、碎片化的处理方式，既削弱了历史学科的思想张力，也难以支撑学生在新高考背景下应对材料分析题、观点论述题的能力需求。因此，如何以“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为切口，探索一条贯通教材、超越教材、重构教学逻辑的高质量实施路径，已成为当前历史教育亟需回应的核心命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两宋的政治和军事”教学内容的深度解构与再设计，提出一套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教学实施方案。其核心目标在于：第一，打破对教材文本的机械依赖，建立基于学术前沿与课标精神的教学解读框架；第二，构建以问题链驱动、史料群支撑、多维视角交织为特征的课堂结构；第三，实现从“讲授—记忆”模式向“探究—建构”模式的范式转换；第四，推动学生在真实历史情境中形成批判性思维、证据意识与价值判断力。最终，通过这一具体案例的深耕，提炼出可迁移、可复制的高质量历史教学实施模型，服务于更广泛的教学改革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教学并非追求教学形式的花哨或技术手段的堆砌，而是在尊重历史学科本质的基础上，实现教学内容的学术化、教学过程的思辨化与教学评价的发展性统一。尤其是在“两宋”这一充满争议与张力的历史时期，教师更需具备驾驭复杂性的能力——既要避免陷入“宋朝失败论”的单一叙事陷阱，也要警惕“宋代辉煌说”的浪漫化倾向。唯有在多元史料的互证、不同学说的对话与历史解释的竞争中，才能真正激活学生的思维，使其成为历史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非被动接受者。

二、教材解析：现行教材中的“两宋政治与军事”呈现逻辑

目前全国广泛使用的高中历史统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在第10课“辽夏金元的统治”与第11课“明清时期的政治与社会”之间，虽未单独设立“两宋政治与军事”专节，但相关内容分散于第9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之中，构成中国古代史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该课以“北宋的建立和统治”“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王安石变法”“南宋的偏安”四个子目展开，整体框架体现出明显的制度史主线与问题导向特征。

教材开篇即强调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采取“杯酒释兵权”“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等措施强化中央集权。这一叙述逻辑清晰地将北宋初年的政治改革定位为对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教训的制度回应。然而，教材在描述这些措施时，多采用概括性语言，如“设立枢密院与三衙分掌调兵权与统兵权”，却未进一步解释这种“兵权分离”机制的实际运作方式及其潜在矛盾。例如，枢密院作为文官主导的军事决策机构，是否真正具备专业判断能力？三衙统兵将领在战时指挥权是否受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在教材中均未触及，导致学生容易形成“制度设计完美”的误解。

在财政与军事关系的处理上，教材明确提出“冗官、冗兵、冗费”是导致北宋财政困难的三大原因，并将其归结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副产品”。这一归因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简化之嫌。事实上，北宋军队人数的膨胀并非单纯因“养兵”政策所致，而是与募兵制、灾年招兵维稳、对西夏战争消耗等多种因素交织相关。据《宋史·兵志》记载，仁宗庆历年间禁军、厢军总数达125万之巨，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七成以上。然而，如此庞大的军事投入并未换来相应的国防效能，反而加剧了财政负担。教材虽提及此现象，但未能引导学生思考：为何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无法有效控制军队规模？文官系统在军事决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些问题的缺失使得学生难以理解“积弱”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关于王安石变法，教材将其置于“应对危机”的框架下，列举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等十余项改革措施，并指出变法因“触动大官僚地主利益”而遭遇阻力，最终“新旧党争激化，改革失败”。这种叙述模式延续了传统史学的“利益冲突论”解释路径，却忽视了近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复杂性的深入探讨。例如，刘子健在《宋代中国的改革》中指出，变法不仅是财政整顿，更是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尝试——试图通过国家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