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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时期谶纬思想流行

引言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大一统的帝国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剧烈碰撞与融合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谶纬思想，从民间信仰与学术思潮的交织中逐渐崛起，最终成为影响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所谓“谶纬”，“谶”指神秘预言，多以图符、隐语形式出现；“纬”则是对儒家经典的神学化解释，二者共同构成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符命灾异为表征的思想体系。从秦始皇巡游求仙到汉武帝“罢黜百家”，从王莽“受禅”代汉到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思想贯穿秦汉四百余年，既是时代精神的投射，也是政治运作的工具，更是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从“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转型的关键切口。

一、谶纬思想的内涵与秦汉社会基础

（一）谶纬的概念界定与思想渊源

要理解秦汉谶纬思想的流行，首先需厘清“谶”与“纬”的内涵及二者关系。“谶”的起源可追溯至原始巫术与占卜传统，《说文解字》释“谶”为“验也，有征验之书”，即通过神秘预言预示吉凶祸福。先秦时期，这类预言多以“童谣”“卜辞”形式存在，如《左传》记载“赵鞅梦童子裸而歌”预言晋国分裂，《史记》载“亡秦者胡也”的陨石刻文，皆属早期谶语。“纬”则是“经”的衍生，汉代儒家将《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奉为“经”，与之相对的解释性文本被称为“纬”，如《易纬》《春秋纬》等。纬书并非单纯注经，而是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学说，将孔子塑造为“素王”，把经典神化为“天意”的载体。

谶与纬的合流始于战国末期，完成于西汉中期。二者虽来源不同（谶重预言，纬重解经），但核心均是通过“天人相与”的逻辑连接天命与人事。这种合流并非偶然，而是战国以来“五德终始说”“阴阳家言”与儒家“天命观”相互渗透的结果。例如邹衍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为谶纬提供了历史循环的理论框架；董仲舒“天人三策”将“天”人格化为有意志的主宰，为谶纬的“符命”“灾异”提供了哲学基础。

（二）秦汉社会的政治需求与思想土壤

谶纬思想在秦汉的流行，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首先，统一帝国的合法性建构需求是核心动力。秦灭六国后，虽建立中央集权，但“六国遗民”对新政权的认同度低，亟需一种超越地域的“天命”理论证明统治合法性。秦始皇“收天下兵，铸金人十二”，背后即有“五德终始说”中“水德尚黑，数用六”的理论支撑；而“祖龙死而地分”等谶语的传播，实则是旧势力对秦政权合法性的消解。至汉代，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更需解释“匹夫受命”的合理性，谶纬中的“圣人感生”说（如刘邦母“梦与神遇”而生子）便成为重要工具。

其次，学术思想的整合趋势为谶纬提供了生长空间。秦汉以前，诸子百家各执一端，秦代“以法为教”导致思想单一化，汉初“黄老之学”虽短暂兴盛，却无法满足大一统帝国的治理需求。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需吸收其他学派（如阴阳家、方术）的思想以增强解释力，谶纬恰好充当了这一“思想粘合剂”。例如《春秋纬·元命苞》将“仁、义、礼、智、信”与“木、火、土、金、水”五行对应，既强化了儒家伦理的神圣性，又整合了阴阳家的宇宙观。

最后，民间信仰的世俗化需求推动了谶纬的传播。秦汉时期，底层民众对自然灾异（如地震、日食）、人生祸福（如疾病、战乱）的解释需求强烈，而官方意识形态（如儒家经学）过于抽象，方术（如占卜、星象）又过于零散。谶纬将“天谴”“祥瑞”与具体人事（如君主德行、政策得失）直接关联，既满足了民众对“因果”的朴素认知，又为其提供了参与政治讨论的“话语工具”——例如东汉民间流传“赤伏符”预言刘秀称帝，本质上是底层对“拨乱反正”的期待通过谶纬形式表达。

二、谶纬思想的传播形态与核心内容

（一）传播载体：图谶、纬书与口头传说

秦汉谶纬思想的传播依赖多元载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图谶、纬书与口头传说。图谶是“图”与“谶”的结合，“图”指神秘图像（如星图、符瑞图），“谶”指配文，二者共同构成“有图有文”的预言体系。例如《河图》《洛书》被汉代人视为“天赐神物”，《河图·括地象》中“昆仑者，地之中也”的记载，既包含地理认知，又暗含“天下中心”的政治隐喻。图谶因直观易懂，成为统治者向民众传递“天命”的重要工具——王莽篡汉时，曾命人制造“金匮图”“金策书”，宣称“高帝承天命，以传新皇帝”；刘秀起兵时，“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的图谶在军中广泛流传，皆是以图谶凝聚人心。

纬书是谶纬思想的理论化载体，汉代纬书数量庞大，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载，“七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孝经》）皆有纬”，总数达数十种，如《易纬·乾凿度》《春秋纬·演孔图》等。纬书内容驳杂，既有对经典的神学解释（如《诗纬·含神雾》称“诗者，天地之心”），也有对天文、历法、地理的神秘化描述（如《春秋纬·元命苞》将“二十八宿”与“二十八节气”对应），更有对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