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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演出完毕没有合同

凌晨三点的后台化妆间里，林薇对着镜子卸下最后一片假睫毛。镜中映出的脸还带着舞台妆的残痕，眼角的亮片在手机冷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极了三个月前制片人张总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说的那句“放心，合同下周就签”。此刻她手里捏着的只有一张皱巴巴的演出确认单，上面用圆珠笔写着“税后酬劳五万元，演出结束后一周内结清”，落款处是张总龙飞凤舞的签名，连个公司公章都没有。

三个月前，林薇在一个行业交流群里看到招募话剧女主角的消息。剧组是刚成立的民营剧团，剧目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导演是业内小有名气的新锐导演陈默。试镜那天，陈默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衬衫，蹲在排练厅角落看她表演，眼神里的专注让她想起大学时指导老师说的“好演员要为好故事燃烧”。试镜通过后，张总请全剧组吃饭，席间不断强调“我们是艺术创作，大家先把活儿干好，合同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让助理下周就弄”。林薇看着同剧组几个年轻演员兴奋的脸，想起自己北漂五年，从群演到小配角，终于等到担纲主角的机会，便把那句“还是先签合同比较好”咽了回去。

首演那天，剧场座无虚席。当大幕拉开，林薇站在聚光灯下，说出第一句台词时，听见台下传来压抑的抽泣声。她知道自己抓住了这个角色——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女性，用一生诠释着“爱”与“失去”。演出结束后，掌声持续了十分钟，陈默在后台紧紧抱住她，说：“你让这个角色活了。”那天晚上，她在朋友圈发了张谢幕照，配文“一切值得”，却在收到母亲发来的“注意身体”时，突然想起还没拿到的合同。

巡演第三场结束后，林薇第一次主动找张总谈合同的事。张总正在和赞助商打电话，对着话筒连声说“没问题，您放心”，挂了电话却皱着眉对她说：“小林啊，你看现在巡演这么紧张，赞助商那边又催着加场次，合同的事等巡演结束再说，我还能差你这点钱？”他拍着林薇的肩膀，语气带着长辈式的安抚，“你是陈默导演看中的人，以后咱们合作机会多着呢，别为这点小事分心。”林薇看着他办公桌上堆成山的文件，其中一份演员名单上，自己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主演”，却没有任何关于酬劳和权益的标注。她想起同剧组的小演员私下对她说：“薇姐，我也没签合同，张总说等演出结束一起结。”一种不安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缠住了她的心脏。

巡演进行到第十场时，林薇在后台晕倒了。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台词本被她翻得卷了边，每场演出结束后还要参加赞助商的酒局。医生说是过度劳累导致的低血糖，让她必须休息。张总来看她时，手里提着一篮水果，笑着说：“小林你太拼了！不过咱们这戏现在火了，加演的场次都排到下个月了，你可得赶紧好起来。”林薇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突然问：“张总，加演的场次有额外酬劳吗？合同里好像没写。”张总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你看你，刚醒就谈工作。加演是为了扩大影响力，对咱们剧好，对你也好啊！等巡演结束，我给你包个大红包。”林薇闭上眼，没再说话。她想起自己为了这个角色推掉的其他工作，想起母亲生病时她因为要演出没能回家，想起那些深夜背台词时流过的眼泪——原来在资本眼里，这些都可以用一句“大红包”轻飘飘带过。

巡演最后一场，林薇站在台上，感觉嗓子像被砂纸磨过一样疼。当最后一句台词说完，大幕缓缓落下，她听见台下有人喊她的名字。她鞠躬，再鞠躬，直到幕布完全闭合。后台一片欢腾，演员们互相拥抱，庆祝巡演成功。张总拿着香槟走进来，宣布：“今晚庆功宴，所有费用我包了！”没有人提起合同，也没有人说起酬劳。林薇看着手机银行余额里仅有的三千块钱，那是她这个月的生活费，而距离演出结束已经过去一周了。

庆功宴上，林薇喝了很多酒。她看着张总和赞助商推杯换盏，听着年轻演员们兴奋地讨论下一部戏，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陈默走过来，递给她一杯温水，低声说：“合同的事，我帮你问过张总，他说……资金周转有点问题，让你再等等。”林薇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陈导，您说，我们演员是不是就活该被欺负？”陈默沉默了，他作为导演，签了合同拿了酬劳，却无力为演员争取权益。那天晚上，林薇没有去庆功宴，她一个人走在凌晨的街道上，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极了戏里那个孤独的女主角。

巡演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林薇依然没有拿到酬劳。她去找张总，公司已经人去楼空，门口贴着“房屋出租”的告示。她给张总打电话，永远是忙音；发微信，红色的感叹号刺痛了眼睛。她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咨询，工作人员告诉她，没有书面合同，很难证明劳动关系，演出确认单上的签名没有法律效力，除非有其他证据。她想起那些巡演时的海报、节目单、观众拍的视频，甚至是张总在酒桌上说“不会差你钱”的录音，可这些在法律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同剧组的小演员们也开始慌了，有人在网上发帖求助，却被张总的水军攻击“忘恩负义”“想红想疯了”。林薇看着那些恶毒的评论，突然明白，在这个圈子里，没有合同的演员，连被伤害的资格都需要自己证明。她开始在网上整理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