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付了不给写合同.docVIP

钱付了不给写合同

在商业合作与日常交易中，“先付款后签合同”的模式并不罕见。小到个体商户的预付款项，大到企业间的百万订单，总有一方会以“行业惯例”“信任基础”或“流程需要”为由，要求对方先行支付款项，再补签书面合同。然而，当钱款打入对方账户，合同却迟迟无法签订时，付款方往往陷入被动——维权时缺乏关键凭证，协商时对方态度强硬，甚至可能面临“钱货两空”的风险。这种“钱付了不给写合同”的现象，不仅暴露了交易双方的信任危机，更折射出法律意识淡薄与风险防控缺失的深层问题。

一、“口头承诺”的陷阱：从信任到纠纷的演变

在许多交易场景中，付款方选择先行打款，往往基于对方的口头承诺。这些承诺可能来自熟人介绍的“关系户”，也可能是合作多次的“老伙伴”，甚至是看似正规的企业销售人员。例如，个体工商户张先生经朋友介绍，向某建材供应商订购一批装修材料，对方口头承诺“先付30%定金，三天内送货并签合同”。张先生基于朋友的担保和对方的热情态度，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5万元定金。然而，一周过去，材料未到，合同也未签，供应商以“财务流程未走完”“负责人出差”等理由拖延。当张先生要求退款时，对方却改口称“定金已用于备货，无法退还”，此时张先生才发现，除了一张转账记录和几句微信聊天记录，自己手中没有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

类似的案例在服务行业更为常见。某科技公司与一家广告策划公司洽谈年度推广合作，广告公司负责人以“尽快启动项目”为由，要求科技公司先支付20%预付款，承诺“合同下周就能盖章”。科技公司急于推进业务，未等合同签订便支付了10万元。随后，广告公司提交的策划方案与最初沟通的方向严重不符，科技公司要求修改时，对方却以“预付款仅覆盖初步策划”为由拒绝，并表示“不继续合作则预付款不退”。此时，科技公司才意识到，没有书面合同约束服务内容、验收标准和退款条款，自己的权益几乎无法保障。

口头承诺的脆弱性在于，它缺乏明确的权利义务界定和法律强制力。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然而，在实践中，口头合同的履行依赖双方诚信，一旦发生争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让付款方陷入举证困境。转账记录只能证明资金往来，无法直接证明款项性质（是定金、预付款还是借款）；微信聊天记录可能因内容模糊、主体不明而难以被法院采信；证人证言则可能因“朋友关系”“利益关联”而丧失客观性。当对方刻意拖延或否认承诺时，付款方往往只能吃“哑巴亏”。

二、“行业惯例”的幌子：潜规则下的风险转嫁

在一些行业中，“先付款后签合同”被包装成“行业惯例”，成为商家转嫁风险的工具。例如，装修行业中，部分公司要求业主“先交设计费再出方案”，承诺“方案不满意可退款”，但实际操作中，设计费一旦支付，无论方案是否符合要求，退款都异常困难；教育培训行业中，培训机构常以“优惠活动限时”为由，诱导家长一次性缴纳一年以上的学费，却不签订详细的服务合同，一旦机构倒闭或服务缩水，家长维权无门；甚至在一些大宗商品交易中，供应商以“保证货源”为由，要求采购方支付高额预付款，合同却迟迟不签，变相将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转嫁给采购方——若市场价上涨，供应商可能以“原材料涨价”为由要求加价；若市场价下跌，采购方则无法以合同约定价格维权。

这些所谓的“行业惯例”，本质上是强势一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地位优势，对弱势一方进行的“霸王条款”式压迫。例如，某小型服装厂向一家面料批发商采购原料，批发商以“近期面料紧张”为由，要求服装厂支付50%预付款，且不提供书面合同，仅开具一张手写收据。服装厂因急需原料生产订单，无奈支付了10万元。两周后，面料价格下跌20%，批发商却仍按原价发货，并拒绝签订合同。服装厂若拒绝收货，10万元预付款无法追回；若收货，则面临成本增加的损失。此时，批发商所谓的“行业惯例”，实则是将价格风险完全转嫁给了服装厂。

更隐蔽的风险在于，部分商家利用“先付款后签合同”的模式进行诈骗。他们通过注册空壳公司、伪造资质文件，以低价或高额返利为诱饵，吸引受害者预付款项，随后以“合同正在审批”“需要补充材料”等借口拖延，待款项到账后便卷款跑路。这类案件中，受害者往往因对方“正规公司”的表象和“行业惯例”的说辞放松警惕，直到发现公司人去楼空，才意识到被骗。

三、法律维权的困境：证据不足与成本高昂

当“钱付了不给写合同”的纠纷发生时，付款方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障碍。

首先是证据收集的难题。如前所述，付款方手中最直接的证据通常是转账记录，但仅凭转账记录难以证明合同关系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