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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密切联系群众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2025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精细化特征，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与时代要求、群众期待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工作方法的改进，也关乎制度机制的完善，需要系统梳理、精准施策。

一、密切联系群众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联系群众的“形式化”倾向仍未根本扭转

部分基层干部将联系群众简化为“打卡式”走访，存在“人到心不到”现象。例如，某街道推行“每月入户20户”考核指标后，部分社区工作者为完成任务，选择白天敲开容易配合的住户家门，匆匆填写走访表便离开，对群众提及的“楼道照明损坏”“垃圾清运不及时”等具体问题仅记录不跟进。更有甚者，个别干部将联系群众等同于“发传单”“拍照片”，在老旧小区改造前组织“调研”，实则是让群众在“同意改造”的表格上签字，对群众提出的“保留部分历史建筑”“优化停车位规划”等意见未深入讨论，导致后续施工中矛盾频发。这种重留痕、轻实效的做法，消解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

（二）数字技术应用与群众需求存在“鸿沟”

近年来，各地普遍推广“网上群众工作平台”“政务服务APP”等数字化工具，但部分设计脱离群众实际。老年群体中，65岁以上居民使用智能手机熟练率不足40%，某社区“线上意见箱”运行3个月，收到有效诉求仅12条，而同期通过线下便民服务站登记的诉求达217条。部分平台功能冗余，群众反映“找一个投诉入口要点击5次”“上传材料格式要求复杂”，反而增加了办事难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干部过度依赖线上联系，将“群里回复”等同于“解决问题”，对不会使用网络的群众主动服务意识减弱，某农村地区因干部“只看群消息不跑田埂”，导致留守老人申请低保的材料积压2个月未处理，最终通过村广播反映才得以解决。

（三）干部能力与群众工作新要求不匹配

随着群众利益诉求从“物质需求”向“权益保障”“精神文化”延伸，部分干部的知识储备和沟通能力出现短板。在城乡结合部拆迁安置中，群众不仅关注补偿标准，更关心“安置房产权是否清晰”“社区公共服务配套”等法律政策问题，但个别干部仅能重复“按政策执行”，无法解答具体条款；在处理邻里纠纷时，习惯“和稀泥”式调解，对涉及物业管理、噪音污染等专业性问题缺乏应对办法。年轻干部中，“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占比上升，某区新入职公务员中基层工作经历不足1年的达68%，他们普遍存在“怕说错话”“不知如何拉家常”的困惑，与群众交流时容易陷入“问一句答一句”的尴尬局面。

（四）诉求响应机制存在“中梗阻”现象

群众反映问题“多头受理、推诿扯皮”的情况仍未彻底解决。某企业反映“厂房周边道路长期积水影响运输”，先后向城管、交通、街道等5个部门电话咨询，得到“不属于管辖范围”“需协调其他单位”等答复，2个月未得到实质性处理；某小区居民投诉“电梯频繁故障”，社区登记后转街道，街道认为需住建部门鉴定，住建部门要求物业提交维修方案，物业以“维修基金未足额缴纳”为由拖延，导致问题搁置半年。此外，部分单位对群众诉求“选择性办理”，对“容易解决、见效快”的问题积极响应，对“涉及多部门、成本高”的问题则以“正在研究”“条件不成熟”为由拖延，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问题因涉及消防、规划、业主协商等多重矛盾，3年内被不同部门回复“暂不具备条件”，群众戏称“诉求进入‘旋转门’”。

（五）评价体系未能充分体现群众主体地位

当前对联系群众工作的考核仍以“走访次数”“平台回复率”等量化指标为主，群众满意度测评存在“被满意”现象。某街道在年度考核中，要求社区“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5%”，部分社区工作者通过“提前沟通”“上门解释”等方式引导群众打分，甚至出现“白天上门提醒晚上接电话测评”的情况。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渠道有限，虽然普遍设立了“群众评价窗口”，但多数仅作为摆设，某县纪委监委统计显示，近一年收到的“联系群众不力”相关举报中，90%是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而“干部考核评价系统”中群众主动评价的占比不足5%。这种“干部干、群众看”的评价模式，导致联系群众工作难以真正贴近群众需求。

二、整改措施与实施路径

（一）深化“实效导向”，破除形式主义顽疾

建立“问题解决率”“群众回头看”双轨考核机制。取消“每月固定走访次数”等机械指标，改为以“群众诉求清单”为基础，要求干部走访时必须记录具体问题，形成“发现—交办—反馈”闭环。推行“问题销号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须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结果；需协调解决的，要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通过“社区公告栏+短信提醒”双渠道告知进度。建立“群众回访”制度，问题解决后1周内由第三方机构电话回访，重点询问“是否满意解决结果”“干部是否主动跟进”，回访结果与干部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对连续2次回访不满意的干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