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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乐舞艺术中的胡汉融合现象研究

引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乐舞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其繁荣程度与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在这一时期，中原传统乐舞与来自西域、中亚、南亚等地的“胡乐胡舞”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唐代乐舞体系。这种胡汉融合不仅体现在乐器、舞技、服饰等外在形式上，更渗透于审美观念、文化心理的深层内核。本文通过梳理唐代胡汉乐舞融合的历史背景、具体表现及文化意义，试图揭示这一现象如何推动唐代乐舞走向巅峰，并为理解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提供典型样本。

一、唐代胡汉乐舞融合的历史背景

唐代乐舞的胡汉融合并非偶然，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宏观历史脉络看，这一现象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延续与深化，更是唐代“开放包容”治国理念的直接体现。

（一）政治基础：大一统王朝的民族政策

唐代自建国初期便推行“华夷一家”的民族政策。统治者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通过和亲、封爵、设羁縻州等方式，将突厥、回鹘、吐蕃、西域诸胡等民族纳入政权体系。例如，唐太宗被北方民族尊为“天可汗”，唐高宗时期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与边疆的联系，更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在此背景下，胡族乐舞艺人得以自由进入中原，甚至被宫廷乐署吸纳。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代宫廷“十部乐”中，《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等均来自西域，其乐工多为胡族或胡汉混血，这种官方层面的接纳为胡汉乐舞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经济动力：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贸易往来

唐代丝绸之路的兴盛是胡汉乐舞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从长安经河西走廊至西域，再延伸至中亚、西亚的商路网络，不仅是丝绸、瓷器的流通通道，更是文化艺术的传播纽带。商队、僧侣、使节的频繁往来，使得胡汉乐舞有了直接交流的载体。例如，来自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商队常携带乐舞艺人随行，在长安西市的酒肆中表演胡旋舞；而中原的乐工也通过商路学习到波斯的竖箜篌、印度的五弦琵琶演奏技法。这种“双向流动”的经济活动，使乐舞艺术突破了地域限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态势。

（三）文化土壤：多元审美需求的兴起

唐代社会的繁荣催生了多元的文化消费需求。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市井百姓，对乐舞的审美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雅乐”体系，而是渴望更具活力、更富变化的艺术形式。胡乐的热烈奔放与汉乐的含蓄典雅形成鲜明对比，恰好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审美偏好。例如，宫廷宴饮时，既需要《九功舞》这样庄严肃穆的汉族雅舞烘托礼仪，也需要《柘枝舞》这样节奏明快的胡舞活跃气氛；民间节庆中，胡汉杂糅的“合生”表演（融合歌唱、舞蹈、滑稽戏的综合艺术）因贴近生活、形式新颖，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推动胡汉乐舞从“被动接触”转向“主动融合”。

二、唐代胡汉乐舞融合的具体表现

在历史背景的推动下，唐代乐舞的胡汉融合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从乐器的改良到舞技的创新，从服饰的演变到曲目的创作，胡汉元素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唐代乐舞的独特风貌。

（一）乐器：胡器汉用与汉器胡化的双向改造

乐器是乐舞的物质基础，唐代胡汉乐器的融合集中体现了技术与审美的双重创新。一方面，胡族乐器大量传入并被中原接纳。例如，源自波斯的四弦琵琶（即“曲项琵琶”）因音量宏大、音色明亮，逐渐取代了汉族传统的直项琵琶；来自印度的竖箜篌（又称“胡箜篌”）以其“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表现力，成为宫廷燕乐的核心乐器。另一方面，汉族传统乐器也在胡乐影响下改良。如琴（七弦琴）原本是士大夫阶层的雅乐器，唐代琴家吸收胡乐的调式与节奏，创造了“侧弄”“慢角调”等新技法，使琴曲从单一的“清商乐”风格转向多元表达。更值得注意的是，胡汉乐器的组合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唐代宫廷“坐部伎”与“立部伎”的乐队编制中，既有编钟、编磬等汉族礼乐器，也有琵琶、筚篥、答腊鼓等胡乐器，这种“混合乐队”的演奏形式，打破了前代“雅乐”与“胡乐”的界限，形成了“八音克谐”的新声。

（二）舞技：刚柔并济的动作语汇创新

唐代舞蹈按风格可分为“健舞”与“软舞”，前者刚健有力，后者柔婉舒缓，而这两类舞蹈的形成正是胡汉舞技融合的典型体现。健舞多源自胡地，如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其动作以快速旋转、腾跃踢踏为特征。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胡旋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舞者需在一小圆毯上连续旋转数百周而不越界，这种高难度技巧显然与胡族游牧生活中驾驭马匹、追逐猎物的体能训练相关。但唐代舞者并未简单复制胡舞动作，而是融入了汉族舞蹈的“含情”传统。例如，柘枝舞原本是男性独舞，传入中原后逐渐演变为女性双人舞，舞者在快速旋转中加入“斜红不晕赭面状，绣裀蹋重丛铃响”（张祜《观杭州柘枝》）的柔媚表情与衣饰配合，使刚劲的动作增添了婉约之美。软舞则以汉族传统舞蹈为基础，吸收了胡舞的动态元素。如《绿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