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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重要知识点

《儒林外史》作为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巅峰之作。其以冷峻的笔触、深刻的洞察，描绘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与社会百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思想内涵。对于研读中国古典文学、理解明清社会文化，《儒林外史》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本文将梳理其重要知识点，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

一、作者与成书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其出身于科举世家，早年也曾热衷功名，但家族的衰落与社会的黑暗使他逐渐看透科举制度的腐朽。《儒林外史》的创作，正是他饱览世情、洞察人心后的呕心沥血之作。

关于成书时间，一般认为始于吴敬梓中年，约在乾隆初年完成。作品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后世虽有不同版本，但五十六回本为公认的最接近原貌的版本。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熔铸了这部不朽的文学名著。

二、主题思想

《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丰富而深刻，核心在于对科举制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弊病的尖锐批判。

1.批判科举制度：作品通过描绘范进、周进等一批士人在科举道路上的痴狂、辛酸与堕落，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禁锢与腐蚀。科举不仅成为士人追求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更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与真才实学。

2.揭露封建礼教与道德的虚伪：小说对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所谓“名士”、“乡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如严贡生的横行霸道、虚伪狡诈，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掩盖下的人性丑恶。

3.寄托社会理想与人性追求：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吴敬梓也在作品中寄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赞扬了王冕、杜少卿、庄绍光等一批鄙弃功名、追求个性自由与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代表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向往。同时，小说也歌颂了一些市井小民身上所体现出的纯朴善良的品质，如郭铁山、牛老爹等。

4.对真善美的呼唤：作者渴望一个尊重人才、崇尚德行、民风淳朴的社会。他通过描绘一些理想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关系，表达了对真诚、善良、友爱等美好品质的肯定与追求。

三、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清代社会特别是士林阶层的“众生相”。

1.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与畸形儿：

*范进、周进：他们是科举制度下最典型的受害者。多年困顿，一旦中举或中进士，便喜极而疯或感激涕零，其命运的悲喜剧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匡超人：本是一个淳朴孝顺的农村青年，进入儒林后，在科举制度和恶劣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逐渐变得虚伪、势利、忘恩负义，其转变过程令人扼腕，也极具警示意义。

2.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与道德败坏者：

*严监生、严贡生兄弟：严监生吝啬成性，临死前还因两根灯草而不肯咽气；严贡生则是一个典型的恶霸地主，横行乡里，欺诈勒索，毫无道德底线。他们的形象反映了科举制度下部分士人道德的沦丧。

*王惠：中进士后，即露出贪婪本性，搜刮民脂民膏，成为一个典型的贪官污吏。

3.理想知识分子的代表：

*王冕：小说开篇塑造的人物，他才华横溢，却淡泊名利，隐居不仕，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为全书奠定了批判与理想的基调。

*杜少卿：出身名门，却不慕功名，仗义疏财，追求个性解放，敢于反抗封建礼教，是作者理想的寄托，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

*庄绍光、迟衡山：他们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试图通过著书立说、讲学等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是作者笔下“真儒”的代表。

4.市井奇人：小说结尾出现的四位“市井奇人”——季遐年（写字）、王太（下棋）、盖宽（画画）、荆元（弹琴），他们虽身处市井，却拥有一技之长，不慕名利，自得其乐，代表了作者对一种超然物外、自食其力生活方式的向往，也为全书增添了一抹亮色。

四、艺术特色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高超的讽刺艺术：这是《儒林外史》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作者善于运用夸张、对比、白描等手法进行讽刺。夸张如范进中举后的疯癫；对比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态度的截然不同；白描则是通过简练的言行描写，将人物的性格和灵魂暴露无遗，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体味到讽刺的深意。其讽刺往往是婉而多讽，并非一味谩骂，而是于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辛辣的批判。

2.“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结构：鲁迅先生曾评价《儒林外史》的结构是“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而是以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串联而成，如同糖葫芦。每个故事单元都聚焦于几个人物或一个事件，共同服务于全书的主题。这种结构灵活自由，便于作者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

3.生动的白描手法：作者善于运用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寥寥数笔，便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