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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维斯·迦兰：抄袭风波下重现的大师

2018年1月，著名杂志《纽约客》刊登了巴基斯坦裔美国作家萨蒂亚·谢帕德的短篇小说《海外归客》，作家法兰欣·普罗丝指出谢帕德的小说直接抄袭了已故加拿大作家梅维斯·迦兰的代表作《运冰车沿路而行》（以下简称《运冰车》）。若比较两个作品，确实可以看到小说人物以及情节设置上惊人的相似性，只不过原作中的旅居在欧洲的加拿天夫妇被替换成了旅居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巴基斯坦移民。

小说刊登后，谢帕德在接受《纽约客》编辑的采访时确实承认该作品受到迦兰的影响。严格说来，这种模仿的程度确实令人起疑作品是否还能算作原创。然而，该事件很快和美国主流文化界的身份政治搅和在一起，谢帕德反击普罗丝，质疑后者怎能不把主要人物的族裔变化视为重大改变。很快，《洛杉矶书评》刊登了一篇声援谢帕德的文章，题为《普罗丝的问题》。

在围绕该事件的讨论中，让我深受启发的是一篇沉着冷静的学者文章，英语系教授特伦斯·帕特里克·墨菲由该事件展开，解释了互文性如何打破了我们对文本独立自足的预设，从而引起了不同的人对不同文本的偏向。我得到墨菲教授的授权，附上这篇文章的节选，希望可以启发读者透过现象看到小说文体的本质。

对比了《运冰车》和《海外归客》两篇作品之后，我很同情普罗丝。

一方面，我读过普罗丝为《梅维斯·迦兰作品集》撰写的导读，深知她对迦兰的激赏，深切的爱让她容不得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易容成另一个人的作品;另一方面，我和普罗丝一样倾慕迦兰的作品，也和普罗丝一样为迦兰的作品不再被广泛阅读而感到愤怒一一试想，要是《纽约客》发表的是一篇对海明威名作的“致敬”，至少编辑在刊发的时候，会感到必须在标题上附一句“致海明威”一一或许，普罗丝正是想为迦兰争取这点颜面。

梅维斯·迦兰常被称为英语文学的“遗珠”。她于1922年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28岁那年，她去欧洲，在西班牙短暂停留后，最终定居于法国巴黎。在1950年代到1990年代，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数量高达116篇，比肩美国作家约翰·契弗以及约翰·厄普代克。谈到她的知名度不及两位约翰的事实，普罗丝解释说：很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国家把她视作自己的文学大师。

的确，迦兰常年定居于法国，作品则几乎都发表于美国，加拿大没有积极地“收编\她，更尴尬的是，迦兰生于加拿天的法语区，却用英语写作，导致她的家乡也没有将她视作自己的荣耀。另一方面，她从没有申请法国或美国的国籍，这两个国家也不可能将她视为“自己人”。某种程度上，文学史上的迦兰有点像她笔下的环球旅行者，他们看似光鲜亮丽地把足迹踩遍世界的各个角落，但却像孤儿一般无家可归，只能自欺地说自己是“四海为家”。

不过，不同于迦兰本人，她笔下的“孤儿们\带着对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浓重指涉。他们有点儿像张爱玲笔下的满清遗民，仍然觉得自己家世显赫，权倾一时，其实早已被时代的列车抛弃。在迦兰的世界里，这些主人公常常是曾经手握特权的西方世家的遗民，祖上的财产已被挥霍一空，昔日的殖民地已经自立门户，但他们不愿接受现实。他们或落魄，或染疾，或醉生梦死，实则影射他们所代表的昔日帝国或权贵家族早已病入膏肓。

图为刊登《海外归客》的《纽约客》（2018年1月1日）封面

和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不少作家同行（如纳博科夫和契弗）一样，迦兰的作品中常有一位俯瞰众生的全知叙事者。但如果说纳博科夫的叙事声音在不留情面地奚落小说主人公（普宁教授的外貌被形容为“头秃得挺像个样儿”，“猿猴那样厚实的上嘴唇，滚粗的颈脖”），迦兰的叙事态度则显得更加暖昧玄奥，好比《运冰车》中我们对两位主人公的最初一瞥：“彼得和希拉穿着他们在香港买的真丝睡袍一一这是这两口子之间的情趣，两人都觉得对方耀眼得像孔雀，但他们却假装这身衣服很滑稽，不过是儿戏。”

纳博科夫的反讽让我们即刻掌握了叙事者的态度一一普宁教授样子很愚蠢，我们应当一起笑话他。但要怎么理解迦兰的叙事者呢？这里面似乎有讥讽，但语调似乎又不完全是负面的。

读迦兰的作品有点像如今流行的游戏“密室逃脱”，叙事者不想泄露机密，扫大家的兴致，我们必须到每一个语词中去找蛛丝马迹，而后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才能解开这个文学之谜。回到“孔雀”的比喻，小说开篇还会提醒我们，这对夫妇的其他家人都是貌不惊人的“麻雀”，我们或许自以为谜底已经揭晓：这对夫妻华而不实，他们的家人朴实无华。叙事者希望我们自矜，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留意6页之后的真正的提示一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彼得到日内瓦工作后，办公室的窗外有“草坪、停车场以及有人多年前送给万国宫的几只孔雀。孔雀不喜欢人，它们在停着的汽车旁漫步，看起来老迈，迷茫，脾气焦躁”。

这些被前人“留下\的孔雀和这对夫妇构成了丰富的互文。不合时宜、愤世嫉俗的不仅是这些孔雀，更是彼得和希拉，即便表面上这对夫妇似乎总是笑脸迎人。迦兰的作品满是这样富饶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