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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的启示

《作家》杂志1985年第4期发表了韩少功的《文学的“根”》，这篇文章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理论宣言。如果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作为寻根文学运动开始的标志，那么2025年正好是寻根文学四十周年。早在1991年，洪子诚就认为寻根文学“在理论、创作上所创造的现象和留下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会消失。它仍会成为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与意绪之一，只不过将脱离那种有些表面化的形态”。而四十年后回看寻根文学，就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寻根”是一场“跨世纪的旅程”。因此，从当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角度而言，寻根文学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遗产，在诸多方面深刻启示着当下和未来的创作。而在我看来，寻根文学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它如何理解和处理地方性与中心性、现代与传统、切身性与精神性的关系上。

先说地方性与中心性的关系。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据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质与内涵是什么。也就是说，民族传统文化是地方性文化，还是中心性文化。从韩少功的文章和寻根文学的具体创作中可知，民族传统文化应该是地方性文化。比如，韩少功在谈到新疆时，认为新疆文化丰富多彩，俄罗斯族有东正教文化，维吾尔族和回族有伊斯兰文化，汉族则有汉文化以及儒家文明。在寻根文学的具体创作中，作家们也在以文学的方式发掘本土的地方性文化，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表现了吴越文化，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则发掘了秦文化，乌热尔图的作品蕴含着鄂温克族文化，而韩少功本人的作品则致力于寻找绚烂的楚文化。

但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或者说中心性文化是中原文化，也就是儒释道文化。那么，寻根文学高度肯定地方性文化，是否意味着拒绝和否定中心性文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寻根文学的观念分解为两点。首先，寻根文学并不拒绝和否定中心性文化存在。从全国性视野看，儒家文化当然是中心性文化。但是，在寻根文学的倡导者那里，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深刻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心性文化或可成为地方性文化的参照与背景，却不能喧宾夺主，寻根文学致力于表现的还是地方性文化。其次，儒释道既是中心性文化，也是地方性文化。在特定的地方，如中原地区，它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的《小鲍庄》表现的就是儒家文化，也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因此，寻根文学在处理地方性与中心性的关系时，一方面既承认中心性的存在，一方面又在有意无意之间去中心性，强调地方性，强调地方的多元性。这样，寻根文学的重心便落在挖掘和表现地方性文化上。

在某种意义上，地方与中心其实是一种隐喻，地方也有中心，地方下面也可以划分为不同地方。而由寻根文学开启的这种在承认中心的前提下强调地方书写的观念却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当代文学创作。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寻根文学作家们自己的创作中，而且体现在后来的作家们的创作中。从寻根文学作家们自己的创作看，1990年以后，韩少功和王安忆的创作依然延续着寻根文学致力于书写地方性的倾向。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词典体的形式书写马桥这一地方的全部特殊性；王安忆的《长恨歌》《天香》《考工记》等作品则从不同方面书写着上海。当然，在他们1990年以后的创作中，对地方的书写依然是在承认中心性的前提下进行的。正是承认有中心性，马桥这一地方才能呈现其特殊性与丰富性。从后来的作家们的创作看，寻根文学之后的几代作家似乎都习惯了在写作中致力于书写地方，或者以地方为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写作。这种情况在七。后乃至八O后作家中体现得依然明显，比如徐则臣的小说主要书写两个地方一北京和花街，双雪涛等八○后新东北作家则致力于书写东北。这些后来的作家不仅继承了寻根文学书写地方的传统，而且继承了寻根文学处理地方性与中心性关系的方式。学者易晖如此阐释新东北写作中地方与中心（国家）的关系：“这种‘地方性蕴含着一种新的阐释视野，它意味着对‘地方性’的理解正在走出地方本身，而纳人国家乃至全球结构，同时又在‘地方性这个空间结构中引入时间维度，关联起历史、现实和未来密切相关的历史政治学或历史诗学。\在我看来，新东北写作中的“地方性”之所以有易晖所谓的强天的阐释空间，就是因为它在书写地方一一东北的背后有一个中心（国家）视野。而新东北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也凸显了寻根文学处理地方性和中心性的方式影响之长远。

再说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指出，“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而寻根作家的责任和任务则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在这里，韩少功强调了民族自我的重要性。因此，寻根文学一方面以文学的方式召唤出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一方面则是以文化传统赋予文学民族特色。寻根作家的创作确实体现了这两个方面，阿城的《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