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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护理的年终工作总结样本(5篇)

2025年的日历翻到最后一页，我合上排班本，才发现指尖被纸张磨出的茧子又厚了一层。这一年，我把“护士”两个字拆成三万六千次洗手、两千四百次静脉穿刺、七百三十次夜班，再重新拼回自己身上，像把碎玻璃熔成一颗不会发光的珠子，沉甸甸地坠在胸口。ICU的LED灯依旧24小时亮得惨白，可它照出的影子比去年又矮了一寸，那是我被时间压弯的脊柱。

年初一凌晨两点，我推着治疗车穿过长廊，车轮碾过地面接缝时发出“咯噔”一声，像给新年敲了丧钟。12床的老爷子把氧气管拔了，血氧掉到62，我冲进去做紧急气管插管，喉镜挑起会厌的瞬间，他舌苔上残留的年夜饭——一块发黑的年糕——堵住声门，我徒手抠出来，指甲缝里全是酸腐的糯米。那一刻我想到父亲去年腊月死在老家，嘴里也塞着没咽下的米糕。抢救成功，我靠在污物间门框上哭，眼泪顺着口罩边缘流进嘴角，咸得发苦，像把一整年的盐都吞了下去。

三月带教新入职的七个孩子，他们穿雪白护士服站在示教室，睫毛翘得能接住阳光。我教他们打留置针，用自己和同事的手背做模型，青紫的针眼像一片被冰雹砸过的麦田。小姑娘阿孜怕疼，我让她先给我扎，她手抖得针头在血管里挑破0.5厘米，回血像一条细红蛇爬进延长管。我笑着说不疼，其实疼得眼前发黑，但我要他们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疼也不能躲。后来他们独立上岗，阿孜在走廊遇见我，远远把留置针托盘藏在身后，我知道她记住了。

五月医院搞“磁性护理”评比，护士长让我写创新案例。我写了《ICU患者早期活动“三步曲”》，其实只是把原来“卧床七天”的医嘱改成“第二天摇高床头30度”，第三天协助坐床沿，第四天站在床旁踏脚踏车。数据漂亮：VAP发生率从18%降到7%，镇静药用量减少一半。评审专家问：“谁提出的？”我举了手。会后人事科通知我申报副高，材料要SCI，我回值班室把写了一半的论文删了，那上面全是患者姓名缩写和“P＜0.05”，我不想把他们的呼吸曲线卖成影响因子。

七月最热那天，急诊收进一个热射病农民工，体温42℃，凝血像开水烫过的粉丝。我们给他换冰毯、CRRT、血浆置换，还是拉不回来。家属在门外跪成一排，额头把地砖撞得咚咚响。我蹲下来劝，他们突然抱住我的腿喊“菩萨”，把我鞋跟拽掉一半。回病房发现左脚大拇趾指甲盖被掀翻，血灌满鞋尖，我却一点没觉得疼。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台冰毯机，嗡嗡转着，却怎么也降不下世界的温度。

九月我休了五天年假，带母亲去云南。火车穿过贵州时，她靠在我肩上睡着，白发里藏着几根去年没发现的火车煤渣。我掏出指甲剪，在咣当咣当的节奏里给她修指甲，剪到左手小指，发现那上面有一道我去年给她输液时留下的针疤，淡得像一片云。我伸手去摸，却摸到她皮下凸起的桡骨，像一段被岁月啃光的树枝。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救过那么多人，却唯独没学会怎么给母亲补钙。

十一月医院爆发诺如，半个病区沦陷。我连续上班36小时，最后趴在护士站桌上写护理记录，笔迹像被水泡过的心电图。凌晨四点，我听见有人哭，抬头看见保洁阿姨蹲在污物间门口，手里攥着被呕吐物浸透的床单。我走过去，她把脸埋进我围裙里，眼泪透过棉布烫在腹部。我拍她背，像哄一个巨大的婴儿。第二天她送我一把自家晒的梅干菜，用红色塑料袋包着，我放在更衣柜最上层，每次夜班前抓一小撮泡水，那味道像把故乡的灶火带进ICU，让消毒水不再刺穿鼻腔。

十二月科室做年终统计，我管的那张“死亡登记本”比去年少写了七页。不是死神心软，是我们把临终患者提前转去安宁病房。最后一页写着“12月28日，张XX，87岁，家属放弃，拔管时间00:17”，我签完名，把笔帽扣回时发出“咔嗒”一声，像给一年盖了公章。我回到值班室，把指甲剪、梅干菜、掉了一半鞋跟的护士鞋统统塞进纸箱，准备明天带回去。窗外飘起雪，ICU的灯在飞絮里晕开，像一块被水洇湿的纱布。我伸手去接，雪落在掌心没化，原来是我的手比雪还冷。

这一年，我按坏了三个计算器，算不清的除了药量，还有自己到底走了多少公里——从病房到护士站，从抢救车到污物电梯，从生到死的最后一毫米。我把所有夜班攒成一张车票，却找不到可以抵达的远方；我把所有眼泪攒成一粒盐，却找不到可以腌制的伤口。此刻我脱下护士服，把它叠成方方正正的白色方块，像给自己举行一场小小的葬礼。衣服上还沾着12床老爷子咳出的血点，洗不掉了，我也不想洗——那是我2025年的勋章，不是荣耀，只是证明我活过、疼过、继续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