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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价格歧视的消费者权益救济路径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算法技术深度嵌入商业活动，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衍生出“算法价格歧视”这一新型消费痛点。从电商平台“老用户更贵”的抱怨，到在线旅游平台“同程不同价”的争议，算法价格歧视逐渐从个别案例演变为普遍现象。这种基于用户数据画像的差别定价行为，不仅直接损害消费者的经济利益，更对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法定权益构成挑战。如何构建有效的消费者权益救济路径，成为维护数字经济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关键命题。本文将围绕算法价格歧视的现实表现、救济困境及多元路径展开探讨，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实践参考。

一、算法价格歧视与消费者权益侵害的现实图景

（一）算法价格歧视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算法价格歧视是指经营者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技术手段，对具有相同或相似需求的消费者，在相同或相似交易条件下，基于其个人信息（如消费习惯、支付能力、地理位置等）实施差异化定价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技术隐蔽性”与“结果不公平性”——经营者通过算法黑箱完成定价决策，消费者难以察觉；最终表现为同等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差异缺乏合理依据。

从实践场景看，算法价格歧视主要呈现三种形式：其一为“用户类型歧视”，即根据用户注册时长、历史消费金额等标签划分“高价值用户”与“普通用户”，对前者提高定价；其二为“行为轨迹歧视”，通过追踪用户搜索频率、停留时长、比价行为等，判断其购买意愿强弱，对购买意愿高的用户推送高价；其三为“设备特征歧视”，基于用户使用的手机型号、操作系统等推测消费能力，对使用高端设备的用户设定更高价格。这些形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消费者“被差别对待”的具体场景。

（二）对消费者权益的多重侵害

算法价格歧视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具有系统性与叠加性。首先，直接侵害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而算法价格歧视使得消费者在交易中因非主观因素（如数据画像）承担更高成本，破坏了“同等条件同等价格”的基本交易规则。其次，损害知情权。经营者通常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其定价逻辑，消费者难以知晓自身是否被差别定价，更无法了解价格差异的具体依据，导致信息获取权落空。再次，威胁个人信息权益。算法价格歧视的实施依赖于对用户位置、消费记录、社交数据等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分析，部分平台可能超范围采集数据或滥用数据，进一步加剧用户信息泄露风险。最后，引发心理伤害。当消费者发现自己因“老用户”“高频用户”等身份被“杀熟”时，会产生被欺骗的负面情绪，削弱对平台的信任，甚至影响消费意愿。

二、消费者权益救济的现实困境

（一）证据固定与事实认定的双重难题

救济的前提是证明侵害行为存在，但算法价格歧视的隐蔽性使得消费者取证异常困难。一方面，算法运行逻辑通常被平台视为商业秘密，消费者难以获取算法代码、定价模型等核心数据；另一方面，价格差异可能仅针对特定用户，缺乏公开的对比样本，消费者即使发现自身支付价格较高，也难以证明其他用户存在更低价格的交易记录。例如，某消费者在某旅行平台预订酒店时支付了500元，而同行朋友通过新账号仅支付400元，但平台可能以“促销活动仅限新用户”为由抗辩，消费者需进一步证明“新用户”标签与价格差异无合理商业理由，这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几乎难以完成。

（二）法律适用的模糊性与滞后性

现有法律体系对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存在空白与冲突。《价格法》第十四条禁止“价格歧视”，但主要针对经营者对不同交易对象的差别定价，未明确涵盖基于算法的技术型歧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但对“公平”的界定缺乏具体标准，难以直接适用于算法场景；《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但未对“数据滥用与价格歧视”的因果关系作出明确规定。此外，司法实践中对“合理差别”与“非法歧视”的界限认定存在争议，例如平台基于促销活动的新用户优惠是否属于合法差别，需结合具体场景判断，而法律未提供清晰指引，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频发。

（三）监管与救济机制的协同不足

当前对算法价格歧视的监管主要依赖事后投诉，但事前预防与事中监管机制缺失。市场监管部门受限于技术能力，难以对海量算法进行实时监测；消费者协会虽可提供调解服务，但缺乏强制力，对平台的约束效果有限。此外，公益诉讼制度在算法价格歧视领域的应用尚未成熟，由于单个消费者损失金额较小（通常几十元至几百元），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成本（时间、精力、费用）往往高于维权收益，导致“不愿诉、不敢诉”现象普遍。而公益诉讼因涉及公共利益，需要明确的损害范围与主体，算法价格歧视的受害者分散且个体损失不显著，使得公益诉讼启动门槛较高。

三、消费者权益救济的多元路径构建

（一）完善法律规则：明确边界与责任

法律是救济的基础，需从立法与解释两方面完善规则体系。首先，在《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