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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货币体系区域化研究

引言

五代十国（约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后又一分裂割据时期，中原地区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更迭，周边则涌现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个主要政权。这一时期政治格局的碎片化，直接导致经济管理体系的离散化，其中货币体系的区域化特征尤为显著。与盛唐时期“开元通宝”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五代十国货币呈现出材质多元、形制各异、流通范围受限的鲜明特点，成为观察这一时期经济区域化的重要窗口。本文通过梳理各政权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具体形态，分析区域化形成的深层动因，并探讨其对后世货币体系演变的影响，以期为理解中国古代货币史的阶段性特征提供新视角。

一、五代十国货币体系区域化的背景与表现

（一）政治分裂与中央货币权威的崩塌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逐渐削弱，地方藩镇势力崛起，货币发行权虽名义上归中央，但部分藩镇已开始私自铸币。至五代十国，各政权以“国”“朝”自居，政治上互不统属，彻底打破了唐代“钱监统一、铸币标准化”的模式。中原王朝如后梁、后唐虽试图延续“开元通宝”的货币传统，但因财政困窘、铜料短缺，实际铸币量极少；而南方政权如前蜀、南汉等，则完全脱离中央约束，根据自身需求铸造新钱。例如后梁仅在建国初期铸造少量“开平通宝”，其流通范围仅限于都城及周边狭小区域；前蜀则先后铸造“永平元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等六种年号钱，几乎每任君主都推出新币，反映出地方政权通过货币发行强化政治合法性的意图。

（二）区域经济差异下的货币多元形态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趋势加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直接影响货币需求与供给。中原地区历经战乱，农业凋敝，商业萎缩，货币流通以旧唐钱为主，新铸铜钱数量有限，甚至出现“钱荒”现象；而南方诸政权如吴、南唐、吴越所在的江淮地区，以及前蜀、后蜀所在的两川地区，因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如丝织、制茶、制瓷）和商业均较发达，对货币的需求量更大。但南方铜资源分布不均，导致货币材质呈现明显的区域特色：江淮流域（吴、南唐）因铜料相对充足，仍以铜钱为主，但后期因战争消耗转而铸造铁钱；两川地区（前蜀、后蜀）铜资源丰富，铸币以铜钱为主，且工艺较为精良；岭南地区（南汉）铜资源匮乏，转而大量铸造铅钱、锡钱；湖南地区（楚）则利用本地多铁矿的优势，大规模铸造铁钱，甚至出现“大铁钱”（如“乾封泉宝”大铁钱，重量远超普通铜钱）。这种“铜-铁-铅-锡”的材质分野，本质上是各区域资源禀赋与经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流通边界与货币圈的形成

由于各政权实行严格的货币管制政策（如禁止外钱流入、限制本币出境），货币流通范围被压缩至政权实际控制区域内，形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货币圈”。例如，后周通过“毁佛铸钱”政策（销毁佛像等铜器铸钱）增加铜钱供给，但所铸“周元通宝”主要流通于中原腹地，难以渗透至长江以南；南唐铸造的“唐国通宝”“大唐通宝”虽模仿唐钱形制，但仅在其统治的江淮、江西地区流通；南汉铸造的铅钱因材质低廉，主要在岭南民间小额交易中使用，与中原、江淮的铜钱形成鲜明区隔。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政权为巩固货币圈，还采取了“钱陌制度”的区域差异化——即“一贯钱”的实际枚数在不同区域各不相同（如中原地区“以八十为陌”，江淮地区“以七十七为陌”），进一步强化了货币流通的本地化特征。

二、五代十国货币体系区域化的深层动因

（一）政治割据下的财政自主需求

各政权为维持军队、官僚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亟需稳定的财政来源。货币发行作为“隐形税收”，成为地方政权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例如，前蜀王建为筹集对后梁作战的军费，大幅降低铸币重量（如“永平元宝”重量仅为唐“开元通宝”的三分之二），通过货币贬值获取超额利润；南汉刘?铸造铅钱，因铅的成本远低于铜，每铸一贯铅钱的利润是铜钱的数倍，极大缓解了财政压力。这种“以铸币权换财政收入”的逻辑，使得各政权更倾向于独立发行货币，而非接受其他政权的货币体系。

（二）资源分布不均的客观限制

中国铜矿资源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如今江西、安徽）和西南地区（如今四川），而岭南、湖南等地铜矿稀少。中原地区虽曾是唐代铸币中心（如扬州、润州钱监），但历经战乱后，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受损，铜料供应紧张。以中原后晋为例，其曾颁布“禁铜令”，禁止民间私藏铜器，甚至规定“私铸钱者死”，但仍因铜料不足，不得不允许铁钱、铅钱在局部流通。与之对比，前蜀因控制今四川地区的铜矿（如耶州、嘉州铜矿），得以持续铸造铜钱；南汉因岭南缺乏铜矿，只能依赖铅、锡等替代材料。资源禀赋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区域货币材质的选择，进而推动货币体系的区域分化。

（三）区域贸易需求的反向推动

尽管政治分裂，但五代十国时期区域间贸易并未完全中断。江淮地区的茶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