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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授权资本制下认缴制的去与留

摘要：2021年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将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资本制度改为授权资本制，同时保留了认缴制。认缴制和授权资本制的推行具有相同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意旨，目的均在于缓解法定资本制过于严苛的不足，功能上具有替代性；但二者的运作机理和制度逻辑不同，认缴制重在突出股东的出资自主权，授权资本制则更看重公司的融资自主权。目前公司法草案中将两种制度杂糅在一起的制度设计，不仅不能达到功能互补或增强的效果，反而叠床架屋，增加立法和法律适用成本。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认缴制；实缴制

一、问题的提出

单就授权资本制本身而言，其符合我国历次《公司法》修订所坚持的基调与方向，顺应了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法发展潮流，即不断放松政府管制，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但作为公司法的基础制度，资本制度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化工程，绝非修改一两条法条即可实现。此间涉及大量的制度衔接问题，特别是授权资本制下认缴制的适应性和存在意义亟待明确。就目前《草案》第99条规定来看，我们在推行授权资本制之下，还是保持了原法定资本制下的认缴制。由此产生的一个困惑就是，授权资本制和认缴制为什么必须并存？二者并存究竟是“1+12”的效应还是“1+12”？

二、授权资本制下保留认缴制的认识论分析

（一）对两种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差异缺乏深刻理解

如前所述，虽然授权资本制和认缴制的设立背景相同，制度目的也基本相同，却有着不同的作用进路和制度逻辑。前者是通过授权董事会自主决定注册资本分次发行来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和资金冗积率，提高融资效率；后者则是通过允许资本分期缴纳以解决公司设立门槛和资金冗积的问题。与授权资本制下的分次发行相比，认缴制仅是对法定资本制下注册资本须一次发行规定局限性的有限度的修正，只不过其在分期缴纳上走得更远一些而已，连缴纳期限都不做法律规定，任由公司或股东自我约定。在明确授权资本制和认缴制的相同和差异后可以发现，将二者生硬地拼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对这两种制度本身缺乏全面认识的结果。立法者仅注意到两种制度各自都能发挥降低公司设立门槛，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功能，便单纯地认为两种制度的简单拼合也能发挥同等甚至更强的作用，而忽视了制度体系化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不同运行逻辑下的制度拼接可能加剧制度体系的冗杂、混乱，导致了“1+1＜2”的后果。

认缴制对授权资本制提高公司融资效率功能的阻碍可以佐证立法者此种认识上的不足。具体以言，因为股东与成立后的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资本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融资自主权交给公司而非股东，是增加公司在筹集和运用资金上的自主权而非增加股东出资自主权。授权资本制便是通过授予董事会融资权限，允许董事会依据自身专业能力自主决定增资的时间和规模，从而达到将融资自主权授予公司的目的。但认缴制则彻底阻碍了此种效果的达成，因为它赋予了股东出资自主权（自主决定分期缴纳），此种权利客观上具有对抗董事会融资自主权的效力。申言之，授权资本制下，公司增发新股时，由董事会决定具体的发行条件，包括发行股份的时间、数量、种类、资金实际缴纳的期限等等。在没有认缴制的情况下，此种制度设计本能保证董事会充分掌握融资自主权，即使是在《草案》推行的具有折衷色彩的授权资本制下，股东会的授权决议也不会对公司融资效率产生过分的影响。因为股东虽然有权决定出资的期限和规模，但不实际缴纳出资便不享有相应的权利，不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因此筹集的资金始终能按照董事会的计划及时到账。如果不能看到两项制度所体现的融资理念上的重大差异，自然会沿着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势，在试图保留已有制度的同时，引进新的制度，即在保留认缴制并完善认缴制的前提下考虑引入授权资本制，从而产生了目前的制度安排。至于此种简单的拼合导致的不利后果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中最明显的不利后果之一就是，股东不实际缴纳出资也能享有股东权利，并参与经营管理。同时股东可以股东会决议影响董事会增资决议，以股东自身利益而非公司利益确定出资期限，以股东的出资自主权对抗董事融资自主权。这一严重削弱授权资本制功能发挥的因素，立法者应该也必须予以重视。

（二）价值取向上的摇摆不定

将授权资本制与认缴制拼合在一起的制度构造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立法者未能妥当处理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之间的关系，在两种价值取向之间摇摆不定而未能持中达衡。

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之争的本质是解决的是“公司以何为信”的问题[2]，即公司的信用基础是资本还是资产的问题。资本信用是指公司的信用来自登记并缴纳的注册资本。因此在公司设立和运营期间应当保持稳定的注册资本额度，以此作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重要屏障，维护交易安全。资产信用则强调公司拥有的真实资产才是公司的信用基础，注册资本仅为公司经营信用的参照之一，确定公司真实的信用状况应当综合考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