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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公平视角看“异地高考”门槛设置的区域利益博弈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作为中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异地高考”政策旨在破解数千万随迁子女的升学困境。然而，自政策推行以来，各地方，特别是特大城市设置的严苛准入门槛，使其普惠效果备受争议。本文旨在从教育公平的理论视角，对“异地高考”门槛设置背后所隐藏的区域利益博弈机制，进行一次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政策文本分析与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选取北京、上海、广东等典型地区作为案例，系统性地考察其“异地高考”实施细则中，关于考生学籍、家长社保、居住年限等核心门槛的设定逻辑及其背后的利益考量。研究发现，“异地高考”门槛的设定，并非一个纯粹的教育管理问题，而是一个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输出地政府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围绕有限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展开的复杂利益博弈过程。输入地政府，尤其是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倾向于通过设置高门槛，来优先保障本地户籍考生的利益，以此回应本地居民的政治压力，并控制公共财政支出。这种以区域利益为导向的政策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地方的社会稳定，却从根本上削弱了政策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造成了随迁子女群体内部的“二次分化”，并实质性地延续了基于户籍身份的教育不平等。本文认为，要真正实现“异地高考”的政策善意，必须在顶层设计上建立更为合理的区域教育资源补偿与成本分担机制，以超越地方保护主义的局限，走向更高层次的制度性公平。

关键词：

异地高考，教育公平，区域利益，户籍制度，政策博弈

二、引言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国内人口迁移。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陆涌向沿海，为国家的经济奇迹注入了不竭的动力。然而，与这一壮观进程相伴生的，是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数千万随迁子女的教育困境。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下，这些孩子虽然在城市成长和学习，却长期被排斥在输入地的高中后教育选拔体系之外，面临着要么在初中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要么返回户籍所在地成为“小候鸟”的艰难抉择。这一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也对家庭的完整性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为了回应这一紧迫的社会诉求，推动教育公平的制度化进程，中国政府自本世纪初便开始酝酿并逐步推行“异地高考”政策。其核心目标，是打破高考报名资格与户籍所在地的刚性捆绑，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随迁子女，在父母长期工作和居住的城市，参加当地的高考并获得录取资格。这一政策，无疑被寄予了打破教育壁垒、促进社会流动、实现更高层次社会融合的厚望，被誉为教育领域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横亘着复杂的利益沟壑。自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来，各地方，特别是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相继出台了带有极高准入门槛的实施细则。这些细则，普遍对考生的学籍年限、父母的稳定职业、社保缴纳年限、居住证持有情况等方面，做出了严格甚至苛刻的规定。这些高耸的“门槛”，如同一张无形的滤网，将绝大多数随迁子女家庭，再次挡在了公平竞争的门外，使得政策的实际惠及面远低于社会预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失望。

这种现象的背后，仅仅是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不力或技术性操作失误吗？或者，它是否揭示了在“教育公平”这一崇高理念之下，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不同区域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力博弈？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教育公平的视角审视，“异地高考”政策中五花八门的准入门槛，其设定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些门槛，是如何成为不同区域利益主体——特别是作为资源输入地的特大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这场围绕高考资格展开的区域利益博弈，又是如何从根本上影响和重构了教育公平的内涵与实现路径的？

为了系统性地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将运用政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视角，将“异地高考”的门槛设置，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与政治过程。本研究旨在超越对政策条文的表面解读，深入到其背后的利益结构与权力关系之中，系统性地揭示区域利益博弈如何塑造了“异地高考”政策的最终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给教育公平带来的深远影响，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以期为未来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具有学理深度的思考。

三、文献综述

围绕“异地高考”政策的研究，在国内教育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界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对这些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可以将其大致归纳为政策的价值与正当性研究、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研究，以及政策困境的归因分析研究三个主要脉络。

在政策的价值与正当性研究层面，学者们普遍从教育公平、社会公正与人的全面发展等规范性理论视角出发，对“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研究普遍认为，打破高考的户籍壁垒，是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