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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中“内幕交易”的认定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

引言

证券市场的核心生命力在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内幕交易作为破坏市场公平性的典型行为,始终是证券监管的重点打击对象。《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础性法律,对内幕交易的规制贯穿立法始终。从实践层面看,内幕交易行为具有隐蔽性强、技术手段复杂、涉及主体多元等特点,如何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既是司法与监管实践中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围绕《证券法》中“内幕交易”的认定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理解相关法律规则、指导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内幕交易的核心认定标准

内幕交易的认定是一个多维度的法律判断过程,需同时满足“信息属性”“主体身份”“行为要件”三方面的要求。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内幕交易认定的基本框架。

(一)内幕信息的界定:未公开性与重大性的双重标准

内幕信息是内幕交易的核心要素,其界定直接影响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内幕信息需同时满足“未公开性”与“重大性”两个要件。

所谓“未公开性”,是指信息尚未通过法定或约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披露。实践中,信息公开的标准通常以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平台、官方指定媒体发布为准。例如,上市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若仅在董事会内部讨论而未通过公告形式发布,即属于未公开状态。需要注意的是,“未公开性”并非绝对,若信息已被部分市场主体知悉,但尚未达到“市场已充分消化”的程度,仍可能被认定为未公开。例如,某公司高管向其亲友透露尚未公告的业绩预增信息,即使亲友范围有限,该信息仍未丧失未公开性。

“重大性”则要求信息对证券价格具有“实质性影响”。判断重大性的关键在于信息是否可能对理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证券法》列举了典型的重大信息类型,包括公司经营方针、重大债务、重大资产购置、董事高管变动等。实践中,监管机构通常采用“可能性标准”,即信息的发生具有较大可能性,且一旦发生将对公司证券价格产生明显波动。例如,某公司正在洽谈的重大收购项目,若成功概率超过50%且收购金额占公司净资产30%以上,该信息即符合重大性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重大性的判断需结合具体市场环境,同一信息在不同行业、不同市场周期中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二)内幕交易主体的范围:法定内幕人与非法获取信息者的区分

内幕交易的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职务、职责或身份法定知悉内幕信息的“法定内幕人”;另一类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非法获取信息者”。

法定内幕人的范围由《证券法》明确规定,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保荐人、承销商、证券服务机构等因职务便利接触内幕信息的主体。这类主体的特殊性在于,其接触内幕信息是基于法律规定或职务要求,因此对信息的保密义务具有“当然性”。例如,会计师事务所因审计工作知悉公司未公开的财务数据,即使未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仍需承担内幕信息保密义务。

非法获取信息者则是指通过窃取、骗取、套取、监听、利诱、刺探或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主体。这类主体的认定需证明其获取信息的手段具有“非法性”。例如,某投资者通过贿赂公司董事会秘书获取未公开的并购信息,即属于非法获取。此外,实践中还存在“间接获取”的情形,如从非法获取信息者处知悉内幕信息并利用的,若明知信息来源非法,仍可能被认定为内幕交易主体。

(三)行为要件的构成:知悉、利用与交易的因果关联

内幕交易的行为要件需满足“知悉内幕信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因果链条。

首先,“知悉”是前提。法定内幕人因职务身份可推定其知悉内幕信息,无需额外证明;而非法获取信息者则需通过证据证明其实际知晓信息内容。例如,在某案例中,监管机构通过通话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嫌疑人在信息敏感期内与法定内幕人存在多次密切联系,从而推定其知悉内幕信息。

其次,“利用”是核心。利用内幕信息是指行为人基于对信息内容的认知,将其作为交易决策的依据。实践中,“利用”的证明通常通过“交易异常性”来推定,即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时间高度吻合,且与行为人以往交易习惯明显不同。例如,某投资者长期持有某股票但交易量稳定,却在内幕信息形成的关键期突然大量买入,信息公开后又迅速卖出获利,即可推定其利用了内幕信息。

最后,“交易”是结果。这里的“交易”不仅包括买入或卖出证券的行为,还包括建议他人买卖证券、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交易等间接行为。例如,内幕信息知情人将信息泄露给亲友,亲友据此交易的,泄露者与交易者均可能被认定为内幕交易行为人。

二、内幕交易的举证责任分配逻辑

举证责任分配是连接“认定标准”与“法律责任”的桥梁。由于内幕交易行为隐蔽性强、证据收集难度大,《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举证规则上采取了“区分程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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