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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史料集锦

资源1：关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陈独秀一直持理性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关于“爱国”，陈主张：“我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高力克：《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

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资源2：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西方文艺复兴，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我和林岗在《传统与中国人》里早就指出这一点。西方文艺复兴的大思路是返回希腊即返回古典，肯定的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人文传统。“五四”则彻底反传统，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文传统。一个要复古，一个要反古，思路完全不同。这是其一。另一点大不相同是您①刚才说的这一点，“五四”缺乏“重”的创造，也就是缺少重的经典性的创造与建设。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在绘画艺术上出现达芬奇②、米开朗琪罗③、拉斐尔④，在文学上出现但丁的《神曲》，在人文科学上出现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等等，都是大建设。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缺乏建设意识，也缺少建设实绩。所以鲁迅不得不说自己的小说反映了当时的创作实续。小说还有鲁迅，其他方面就不行了。

——刘再复：《共鉴“五四”——与李泽厚、李欧梵等共论“五四”》，

74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资源3：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大清帝国的权贵和义和团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封闭，冀图剿灭一切外来事物，未尝不出自“爱国”情愫。魏源、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现代爱国主义。其特征是正视本国弱点，勇于民族自省，以开放心态学习外来先进事物。两者之间还有各种变形和中间形态。“五四”是现代爱国主义的新高峰。

——袁伟时：《编者的话：爱国·法治·公民社会》，见袁伟时编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43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资源4：“五四运动被定性为启蒙运动，是在1936年。是年9月，陈伯达在北平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正式将五四运动说成是启蒙运动，并号召一切爱国分子发动一场新启蒙运动，以唤醒民众的抗战与民主意识。10月，艾思奇在上海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该文呼应陈佰达，并强调新启蒙运动必须以爱国主义为主要任务。他们的建议收到了左翼文化人士的积极响应。”“‘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是一个叫黄远庸的记者在1905年提出来的。胡适在1917年，正式把这一名号安在‘五四’头上。是年6月，胡适在返回中国的路途中，读了EdithSichel所写的《文艺复兴》一书，他惊喜地发现欧洲文艺复兴时，曾有土语文学的崛起，但丁（Dante）等人就用土语写过文章。这说明他提倡白话文是有历史依据的。从此他开始把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

——李少兵：《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五四运动的定性及其历史解读》，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资源5：“如果说西方科学、民主的发生是西方‘唯意志论神学’冲击‘唯理智论神学’的产物，是基督教文化内部矛盾冲突转换的结果，那么现代中国，科学、民主却并不是中国文化内部矛盾冲突引发的结果，而是从西方引入的。”“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是奴隶道德，是‘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必须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并以先进的西方文化取代愚昧落后专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才能避免亡国的命运。”“在五四时期的中国，中国当时最紧要而急迫的任务是救国救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其最高的价值与意义，是目的，具有终极价值与意义；个人是手段，个人应当为国家服务。”

——易水寒：《科学、民主与民族精神重构——五四运动再思考》，

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

资源6：蔡元培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所持的立场也表明他是支持爱国青年学生的。5月4日那天，共有32名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被军警捕去，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时，教育部还发布183号训令，要求蔡元培“严尽管理之责”，对不遵守约束、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应即立予开除”。但蔡元培并没有去执行，相反，当晚亲临学生会场，向同学们表示：一定负责把32名同学保释出来。会后，蔡元培即拜访过去曾帮助他去德国留学的孙宝琦，“从下午9时左右起，一直过了12时以后不走”，请求他出面营救被捕学生。5月5日晨，北洋政府再次以教育部名义，明令各校校长将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一律开除，广大青年学生也针锋相对，开始十天的集体罢课。在学生与政府的对峙中，蔡元培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当天下午2时，他与北京其他12所大专院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