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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利维坦》中恐惧政治学的现代性意义

摘要

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是奠定现代政治哲学基石的巨著，其核心在于将恐惧这一人类激情，从一种心理状态提升为构建政治秩序的根本性动力因与合法性基础。本文旨在深入剖析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恐惧政治学，并系统性地阐明其无可替代的现代性意义。传统政治思想或立足于德性（古典主义），或立足于神恩（中世纪神学），而霍布斯所处的宗教战争与内战背景，使其必须为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越所有价值纷争的、不可否认的世俗基础。本研究采用政治哲学阐释学与概念史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利维坦》中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与主权者等核心概念的文本细读，揭示恐惧的逻辑链条。研究发现，霍布斯通过对暴死的恐惧这一最大的恶，成功地置换了最高的善作为政治生活的目的。这一恐惧不仅是促使个体脱离自然状态的第一推动力，更是通过契约转化为对利维坦（主权者）的敬畏，从而成为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恒动力。本文认为，霍布斯恐惧政治学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它通过将安全确立为政治的最高与唯一目的，从而定义了现代国家的核心功能（提供保护）与合法性来源（公民自愿服从），奠定了保护-服从这一现代政治的基本交易，并将主权世俗化与绝对化，开启了以国家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政治纪元。

关键词：霍布斯利维坦恐惧政治学现代性主权

引言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谱系中，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标志着一个决然的现代开端。这一开端，并非源于他对人类理性的高扬，而是源于他对人类一种最基本、最阴暗的激情——恐惧——的深刻洞察与政治重构。在霍布斯之前，无论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还是奥古斯丁与阿奎那的中世纪神学政治，其构建城邦或王国的基石，始终是某种最高的善（summumbonum），如德性、正义、灵魂的拯救或上帝的荣耀。政治生活被理解为一种朝向善的、具有教化意义的集体实践。

然而，霍布斯所处的十七世纪欧洲，是一个最高的善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宗教改革引发的残酷战争与英国国内的政治动荡，雄辩地证明了：当复数的善相互厮杀时，其结果必然是最大的恶（summummalum）——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以及对暴死（violentdeath）的恒常恐惧。霍布斯政治哲学的革命性，即在于他决然地放弃了以善为基础的政治建构，转而寻找一个最低但却最坚实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所有人都能共同感受到的、压倒一切的对暴死的恐惧。

这就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霍布斯是如何将恐惧这一在传统伦理学中被视为卑下的激情，转化为构建宏伟的利维坦（即现代国家）的第一原理的？这种以恐惧为地基的政治学，其现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它如何重塑了主权、个体与政治合法性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从而开启了一种截然不同于古代与中世纪的现代政治逻辑？

本研究的目标，即是系统性地阐明霍布斯恐惧政治学的内在机制及其深远的现代性意义。本文将论证，霍布斯并非在颂扬恐惧，而是在利用恐惧。他通过一个严密的逻辑推演，将恐惧转化为一种政治理性，这种理性使得个体愿意让渡一切权利，去制造一个垄断了所有恐惧的绝对主权者。这一结构，奠定了现代国家以安全为最高诉求的根本特征。本文将首先梳理学界对霍布斯与恐惧政治学的相关研究，阐明本文的分析方法，进而深入剖析恐惧从自然激情到政治建构的转化过程，并最终揭示这一转化对现代政治（特别是国家主权理论与个体主义）的奠基性意义。

文献综述

围绕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卷帙浩繁，其中恐惧作为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这些研究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既有阐释的贡献与局限，从而为本研究标定独特的分析视角。

第一种路径，是政治现实主义与主权理论的阐释。这条路径的学者，如迈克尔·奥克肖特等人，将霍布斯视为绝对主权论的奠基人。他们强调，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及其中的恐惧，是其论证绝对主权必要性的逻辑前提。为了克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恐惧，理性的个体必然会同意建立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主权者，以确保和平与秩序。恐惧在此被视为一种动机，一种促使契约订立的心理动因。这一路径的贡献在于，它准确地把握了霍布斯政治设计的核心目标——秩序与和平。但其局限性在于，它往往将恐惧视为一种一次性的、在立约瞬间即被克服的史前状态，而未能充分揭示恐惧作为一种常态机制，是如何持续地内在于利维坦的日常运作之中的。

第二种路径，是自由主义与个体主义的阐释。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学者，将霍布斯视为现代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的真正源头。施特劳斯敏锐地指出，霍布斯的革命性在于，他将对暴死的恐惧转化为一种权利——即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自我保存）。恐惧，因此不再仅仅是一种卑下的激情，而是正义与道德的真正来源。政治的目的不再是实现德性，而是保障生命。这一路径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它揭示了霍布斯思想中现代个体的诞生，即一个以自我保存为最高诉求的、权利本位的个体。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