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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权立法中适度概念的法哲学争议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教育惩戒权相关立法，特别是其中适度这一核心概念，已成为中国教育法学与社会舆论持续争议的焦点。其立法的初衷在于为教师赋权与划界，但适度的内在模糊性，使其在实践中反而加剧了师生、家校之间的冲突与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多从教育学或实证法学的角度，试图为适度划定一个清晰的行为清单或操作标准，却普遍忽视了该概念背后深层的法哲学困境。本文旨在运用法哲学，特别是哈特的法律的开放结构理论与德沃金的原则理论，对适度概念的争议进行深度剖析。本研究采用理论思辨与概念分析的方法，论证适度的模糊性并非立法技术的缺陷，而是法律语言在面对复杂教育情境时，所必然呈现的开放结构。研究发现，关于适度的争议，其本质并非对具体行为量的争议，而是对背后相互冲突的法律原则——如维护教育秩序、保障学生尊严、实现教育目的与比例性原则——进行权衡的价值判断之争。社会焦虑与媒体话语的介入，进一步将这种价值判断极化，使得适度的解释权，从一个理性的法律与教育专业问题，演变为一个情绪化的社会舆论问题。本文的结论是，追求对适度进行一劳永逸的实体性界定，是一条注定失败的路径。未来的制度建构，应当从对实体正义的执着，转向对程序正义的关注，即建立一套公正、透明、可参与的校内惩戒争议解决程序，以程序的确定性来弥补实体概念的模糊性，从而在具体的个案中，动态地生成关于适度的、为共同体所接受的暂时性共识。

关键词：教育惩戒，适度，法哲学，开放结构，程序正义

二、引言

在当代中国的教育场域，教师的惩戒权问题，正日益成为一个牵动社会神经的敏感地带。一方面，是老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普遍喟叹，一线教师因担心惩戒行为被误解为体罚而束手束脚，导致课堂纪律松弛、育人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是部分家长对子女权利的过度敏感，以及社交媒体对个别极端事件的放大，使得任何形式的惩戒都可能被置于舆论的审判台。在这一紧张的社会背景下，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授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并试图为其划定边界，其核心的边界标识，便是适度二字。

从《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到地方性的实施细则，立法者试图通过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的方式，为适度提供具体化的参照。然而，法律文本的颁布，非但没有终结争议，反而开启了新一轮更为聚焦的辩论。当教师让学生罚站时，十分钟是适度，三十分钟是否就过度？当批评学生时，怎样的言辞是有益的鞭策，怎样的言辞又构成了有损人格尊严的侮辱？适度这一概念，如同一把标尺，其刻度却似乎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充满了主观性与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严重的实践后果。它使得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依然缺乏稳定的行为预期，难以判断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同时，它也为家长与舆论提供了广阔的、可任意解释的攻击空间，使得任何惩戒行为都面临着被上纲上线的风险。当前的学术讨论，大多致力于为这把标尺镌刻上更清晰的刻度。教育学研究试图从育人效果出发，定义何为有效的惩戒；法学研究则试图从权利边界出发，区分惩戒与体罚的界限。

然而，这些努力似乎都陷入了一个共同的困境：它们都预设了适度是可以被清晰界定的，其模糊性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技术缺陷。它们悬置了一个更根本的法哲学追问：这种模糊性，究竟是偶然的立法疏忽，还是法律在面对无限复杂的社会生活时，一种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特征？我们对适度的争议，究竟是在争议一个事实问题，还是在争议一个价值问题？

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从法哲学的视角出发，教育惩戒权立法中适度概念的模糊性，其本质是什么？这种模糊性背后，潜藏着何种深刻的、相互冲突的法律原则与社会价值？当前社会围绕适度的激烈争议，其根源真的是法律文本的不完善，还是社会价值共识的撕裂？本研究的目标，正在于将对适度的讨论，从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层面，提升到法哲学与价值论的层面。本文试图论证，对适度的追求，不应是追求一个静态的、普适的标准答案，而应是构建一个动态的、情境化的程序性框架。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建构，立足于对教育惩戒的本土研究、法理学中的法律解释理论，以及程序正义理论三个知识板块的交叉审视。

首先，国内关于教育惩戒的既有研究，是本分析的直接对话对象。这部分文献，主要由教育学与部门法学构成，呈现出鲜明的应用导向。教育学的研究，其核心关切是惩戒的育人功能与有效性。学者们致力于探讨惩戒的心理学机制、不同惩戒方式的教育效果，并尝试开发出一套符合教育规律的、可供教师操作的惩戒方法论。这类研究的贡献在于，它们强调了惩戒的教育属性，即惩戒必须服务于育人的最终目的。但其局限在于，它们往往将惩戒视为一个纯粹的教育内部问题，而缺乏对其作为一种权力行为的法律属性的敏感性与深刻剖析。

部门法学（特别是教育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研究，则弥补了上述不足。其核心关切是惩戒的合法性与权利边界。学者们精细地辨析了教育惩戒权的权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