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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中“小国领导力”在特定议题领域的实现机制——基于2023年新加坡（WTO电子商务）、哥斯达黎加（海洋保护）案例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小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常被忽视。然而，全球治理的议题碎片化与多极化趋势为“小国领导力”提供了新的实践空间。本研究旨在剖析小国在特定议题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具体实现机制。通过选取2023年两个高度突出的案例——新加坡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电子商务谈判中的“共同召集人”角色，以及哥斯达黎加在联合国（UN）《公海条约》谈判中作为“高远联盟”核心推动者的角色——本研究采用定性的、基于过程追踪的比较案例分析法。研究发现，小国领导力的实现并非依赖传统物质实力，而是通过一套组合策略：第一，“利基专业化”，即在特定领域建立无可争议的专业知识权威和信誉；第二，“规范企业家精神”，即利用国家身份和道德高地塑造议程、引领规范构建；第三，“战略性联盟构建与斡旋”，即充当不同利益集团（尤其是南北方）之间的“诚信掮客”或“议程引领者”。本研究认为，这些机制是小国在多边舞台上“以小博大”、化解僵局、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小国领导力；国际组织；利基外交；规范企业家；新加坡；哥斯达黎加

二、引言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似乎重新主导了国际关系的议程。然而，在这一宏观叙事之下，一个同样重要且日益凸显的趋势是全球治理的“议题化”和“碎片化”。在气候变化、数字贸易、公共卫生、海洋治理等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领域，传统的基于物质实力（军事与经济体量）的领导力模式正遭遇挑战。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之间往往因战略互疑和利益冲突而陷入僵局，导致国际组织的核心议程频繁瘫痪。这种“大国失灵”的真空，反而为那些具有高度灵活性、专业能力和外交意愿的“小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其得以在特定议题上发挥与其体量不相称的领导作用。

“小国”（SmallState）在国际关系中通常被定义为物质资源相对匮乏、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传统理论倾向于将其视为国际体系的“接受者”而非“塑造者”，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被假定为“规避风险”和“寻求庇护”。然而，这一“宿命论”的观点已越发难以解释当下的国际实践。我们越来越多地观察到，一些小国通过精准定位，在国际组织这一多边舞台上，成功地扮演了议程设置者、规范倡导者和共识促成者的关键角色。它们的影响力并非源自“强制”或“收买”，而是源自“说服”、“示范”与“联结”。

这种“小国领导力”现象，特别是在2023年的全球治理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的长期停滞和中美在数字治理上的深刻分歧，新加坡作为“共同召集人”之一，持续推动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JSI）谈判在2023年取得了关键进展，试图为全球数字贸易“书写规则”。与此同时，在关乎地球未来的海洋治理领域，历经二十年谈判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即《公海条约》）于2023年奇迹般地达成一致。在这一过程中，哥斯达黎加作为“BBNJ高远联盟”的核心领导者，其基于道德和生态的“规范倡导”被认为是打破谈判僵局的关键力量。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国际组织的多边框架下，小国究竟如何克服其物质实力的局限，在特定议题领域成功实现其领导力？其具体的实现机制和策略路径是什么？新加坡和哥斯达黎加在2023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一经一环）但又高度成功（均达成关键共识）的参照系。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超越“小国能否领导”的简单提问，转而回答“小国如何领导”的机制性问题。本文认为，小国的领导力并非大国领导力的“微缩版”，而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替代模式。本文将首先回顾关于小国研究和国际组织领导力的相关文献，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继而阐明本研究采用的比较案例与过程追踪方法；随后，本文将深入剖析新加坡和哥斯达黎加在2023年的具体实践，提炼其在利基定位、规范倡导和联盟策略上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最后，总结小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三大核心机制，并探讨其对未来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三、文献综述

关于小国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研究，长期以来被“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所主导。传统理论普遍认为，小国受困于“脆弱性”和“依附性”，其外交政策空间极为有限，主要目标是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求生存。这种视角下的国际组织，往往被视为小国寻求大国“庇护”或“搭便车”的场所，而非其发挥能动性的舞台。然而，随着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深化，尤其是建构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兴起，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小国的国际行为。

第二波研究浪潮，通常被称为“小国新研究”，开始挑战这种悲观论调。学者们指出，小国并非铁板一块，它们能够通过“巧实力”和“利基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