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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宗教-科学双语教育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是其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议程之一。在此进程中，教会学校作为西方宗教与科学知识的复合载体，扮演了极为特殊且充满争议的角色。本研究聚焦于教会学校独特的宗教-科学内容二元性与中-英双语教学的语言二元性，旨在系统性地剖析这种双重二元教育模式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思想结构、文化认同与学术路径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本研究采用历史文献分析与思想史研究范式，通过对典型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的课程设置、办学宗旨以及重要毕业生（如顾维钧、林语堂、费孝通等）的回忆录、书信与学术文本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这种教育模式对知识分子的形塑具有显著的双重性与张力：首先，双语教育（特别是英语）赋予了他们无与伦比的语言赋权，使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经纪人与阐释者，直接垄断了通往西方现代知识的快车道；其次，宗教-科学并置的课程设置，在学生内心植入了信仰与理性的深刻张力，这种认知失调成为其日后思想演进的内生动力，促使他们或走向彻底的科学主义以反叛宗教，或致力于自由派神学以调和二者；最后，这种教育模式导致了一种文化的双重疏离，使其既难以回归传统中国，又无法完全融入西方，这种边缘人的身份焦虑，反而成为其学术与政治实践的强大动能，驱使他们毕生致力于探索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本研究认为，教会学校教育并非简单的西化过程，而是一个熔炉，它锻造出了一代在思想上早熟、在文化上撕裂、在能力上超前的过渡型知识精英。

关键词：教会学校；近代知识分子；宗教与科学；双语教育；文化认同

二、引言

近代中国，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剧痛中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西方的冲击不仅体现在坚船利炮的军事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与知识体系的全面挑战上。在这一西学东渐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教会学校（MissionarySchools）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复杂存在。从一八三九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第一所近代教会学校开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学府的鼎盛，教会学校始终是西方现代文明——特别是宗教与科学——在华系统性传播的最主要阵地。

这些学校从诞生之初，就携带着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其根本的办学宗旨在于传教（Evangelism），即传播基督教信仰与价值观。圣经课程、宗教仪式（如礼拜）是其课程的核心与灵魂。另一方面，为了吸引中国精英阶层的子弟，并回应中国社会对富强的迫切渴求，它们又必须提供最高水平的西学，即现代科学（Science）。物理、化学、生物（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现代医学等，被系统性地引入课堂和实验室。

因此，一个独特的教育模式形成了：学生在同一天的时间里，可能上午在教堂里聆听创世纪的神创论，下午就在生物实验室里解剖青蛙，学习进化论。这种宗教-科学的内容二元性，又通过中-英双语的语言二元性被强化。教会大学（特别是圣约翰、燕京等）普遍采用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这意味着学生不仅在学习知识，更在学习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这一教育熔炉锻造出了一大批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走向的知识分子，如顾维钧、施肇基、林语堂、费孝通、冰心、吴贻芳等等。学术界对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个体的政治成就或学术贡献，但往往将其教会学校出身作为一个简单的生平背景提及，而未能深入解剖这一特定教育模式的精神DNA是如何植入他们体内，并决定其日后思想路径的。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教会学校特有的宗教-科学内容二元性与中-英语言二元性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究竟是如何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文化认同和学术路径上产生其独特、复杂且往往是充满张力的影响的？这种影响是简单的西化或奴化吗？还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内在矛盾性的过渡型知识人格？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知识分子的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这种双重二元教育的内在形塑机制。本文试图论证，这种教育模式的本质是一种张力型教育，它在赋予学生现代工具（语言与科学）的同时，也种下了身份焦虑与认知冲突的种子。正是这种张力本身，而非教育的任何单一内容，构成了这代知识分子最核心的时代特征和创造源泉。本文将依次梳理相关研究文献，阐明研究方法，继而从语言赋权、认知张力和身份焦虑三个层面展开深入讨论，最后总结这一独特教育遗产的历史意义。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议题——教会学校宗教-科学双语教育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处于中国近代教育史、近代思想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交叉地带。围绕这一主题，现有的学术成果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相互关联但侧重点各异的领域。

首先，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与教会学校史领域，国内外学者（如顾长声、史静寰、魏外扬，以及海外的鲁珍霞、叶文心等）已经积累了极为丰硕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详细地考证了教会学校在华发展的制度史，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