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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法理学视角下性骚扰概念本土化的文化阻力

摘要：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和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性骚扰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正式引入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这一源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遭遇了深刻而复杂的文化阻力。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法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对法律文本、司法判例和社会话语的综合分析，旨在探讨这些文化阻力的具体形态及其对法律实践的深层影响。研究发现，性骚扰概念的有效落地，面临着来自三个层面的文化障碍：其一，在个体认知层面，根植于传统父权文化的贞操观与羞耻感，导致了普遍的受害者自责与沉默；其二，在社会关系层面，人情、面子以及单位制的集体主义逻辑，倾向于将性骚扰问题内部化、私了化，从而消解了其作为公共法律议题的严肃性；其三，在权力结构层面，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与对权威的服从意识，模糊了权力不对等关系下同意的真实性，增加了认定骚扰的难度。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性骚扰在中国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政治问题。女性主义法理学揭示出，法律的所谓中立在面对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文化时会显得无力。因此，性骚扰概念的真正本土化，不仅需要法律条文的完善，更依赖于一场对传统文化中性别歧视性因素的持续批判与社会观念的系统性变革。

关键词：性骚扰；女性主义法理学；本土化；文化阻力；法律与社会

一、引言

近年来，在全球性的反性骚扰运动浪潮推动下，中国社会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学术界、媒体界到普通公众，围绕性骚扰的讨论日益增多，一系列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更是将这一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问题推向了公共舆C论的中心。在法律层面，中国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从早期法律中原则性的禁止，到《民法典》首次以法典形式明确界定性骚扰的构成要件，并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的预防和处置责任，标志着中国在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无疑是中国法治进步和性别平等事业发展的重要成就。

然而，法律文本的诞生并不等同于法律理念在社会实践中的有效生根。尽管法律框架日趋完善，但在现实中，性骚扰的受害者依然面临着报案难、取证难、胜诉难的重重困境。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问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除了法律程序、证据规则等技术性障碍外，那些无形的、弥散在社会肌体之中的文化观念与社会规范，是否构成了更为根本性的阻力？性骚扰这一概念，本身孕育于西方女权主义对性别权力关系的批判，它强调个体权利、身体自主和主观感受。当这样一个带有鲜明价值底色的外来概念，被移植到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模式的中国土壤时，其本土化的过程必然充满张力与博弈。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女性主义法理学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下，阻碍性骚扰法律概念有效本土化的核心文化因素是什么？这些文化因素又是如何具体地作用于法律的认知、解释与适用过程，从而削弱了其应有的保护功能？为系统回答此问题，本研究设定以下目标：第一，运用女性主义法理学关于权力、歧视和主体经验的核心理论，为分析性骚扰的本土化困境提供一个批判性的理论框架。第二，识别并系统阐释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层面阻碍性骚扰概念落地的关键文化机制。第三，通过对司法实践和社会话语的分析，揭示这些文化机制如何影响受害者的维权行为、用人单位的责任履行以及司法机关的裁判逻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将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进行梳理评述；随后阐明本研究采用的质性文本分析方法；论文的核心部分将集中讨论性骚扰概念本土化所遭遇的多重文化阻力及其表现；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全文观点，并对未来研究与实践提出展望。

二、文献综述

围绕性骚扰议题的研究，已在法学、社会学、性别研究等多个领域展开，形成了丰富的学术积累。为定位本研究的独特性，有必要对以下三个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

第一，关于女性主义法理学与性骚扰理论的研究。这是本研究的理论根基。以凯瑟琳·麦金农为代表的激进派女性主义法学家，是性骚扰概念的奠基者。她们的开创性工作在于，将性骚扰从一种孤立的、个人化的非礼行为，重新定义为一种基于性别的系统性歧视，是男性在社会结构性权力优势下对女性的支配与控制。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而非欲望，并将斗争的场域从道德谴责转向了法律权利的争取。后续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对性骚扰的理解，探讨了敌意环境与交换条件两种类型，并强调了认定骚扰时受害者不受欢迎的主观感受的重要性。这些经典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批判性武器，用以审视法律在处理性别不平等问题时的局限性。

第二，关于中国反性骚扰法律制度变迁的研究。国内法学界对性骚扰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追踪研究。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性骚扰概念入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其法律定义、构成要件以及应归于何种法律责任。随着立法进程的推进，研究重点转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