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坊市制度瓦解.docxVIP

宋代的坊市制度瓦解

引言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始终与一套独特的空间管理体系紧密相连——坊市制度。这种将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离、设墙围合、定时启闭的管理模式，自战国时期萌芽，至汉唐发展成熟，曾是维系城市秩序的核心制度。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宋代，这套延续数百年的“城市密码”却逐渐松动：原本封闭的坊墙被推倒，定时开闭的市门成了摆设，商铺与民居在街道两侧交织生长，夜市的灯火照亮了夜空……坊市制度的瓦解，不仅是城市空间格局的剧变，更是商品经济崛起、社会结构转型的集中体现。本文将沿着历史脉络，从制度溯源、瓦解表现、推动因素与深远影响四个维度，深入解析这场静默却深刻的城市革命。

一、坊市制度的历史脉络与宋代前的典型特征

（一）从萌芽到成熟：坊市制度的演变轨迹

坊市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当时的城市已出现“里”（居民区）与“市”（商业区）的初步划分，但管理尚属粗疏。至汉代，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坊”（汉代称“里”）与“市”的界限逐渐清晰：长安设160里，每里设门，由里正管理；九市集中于城西，市门定时开闭，交易时间严格限定。这种“封闭街区+集中市场”的模式，在唐代发展至巅峰。

（二）唐代坊市制度的严格性与典型表现

唐代是坊市制度最鼎盛的时期，其严格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空间隔离。长安城内，108坊呈棋盘状排列，每坊四周筑墙，墙高约2米，仅设东西或南北两门；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周边同样设墙围合。坊与市之间，除特定街道外，严禁随意穿行。

其二，时间管控。《唐六典》规定：“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坊门与市门同步启闭，夜晚实行“宵禁”，若坊民“犯夜”（即夜晚出行），按《唐律疏议》需“笞二十”；商人若在闭市后交易，同样受罚。

其三，职能分化。坊是纯粹的居住区，除官署、寺庙外，禁止开设商铺；市是唯一的商业区，设市令、市丞等官职，统一管理物价、度量衡，甚至规定“行有正铺”——同类商品需集中在固定区域（如“衣肆”“药行”），形成早期的“行业街区”。

这种制度下的城市，更像一座“巨型院落”：坊墙分割出私密的生活空间，市墙圈定了公开的交易场所，政府通过“以墙为界、以时为限”的方式，实现对城市秩序的绝对掌控。然而，这种高度规整的模式，本质上是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的空间投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局限性终将暴露。

二、宋代坊市制度瓦解的具体表现

当历史进入宋代，尤其是北宋中后期，原本规整的城市格局开始“破界”。从汴京（今开封）到临安（今杭州），从空间到时间，从管理到形态，坊市制度的瓦解呈现出多维度的突破。

（一）空间壁垒的突破：坊墙倒塌与“街市”兴起

北宋初期，汴京仍保留着唐代坊市制度的残余：《宋会要辑稿》记载，太祖时期“仍用唐制，每坊立表，以时启闭”。但至仁宗朝，坊墙已逐渐倒塌。据《东京梦华录》描述，汴京的街道“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这里的“姜行”“鹰店”“香药铺席”，已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市”，而是沿街道两侧密集分布，形成“街市”。

更具标志性的是“侵街”现象的普遍化。所谓“侵街”，即居民或商户占用街道搭建房屋、设置摊位。北宋中期，汴京“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梦粱录》）。政府最初试图禁止“侵街”，如真宗朝曾下诏“毁民舍之侵街者”，但随着商业需求激增，禁令逐渐松弛。到神宗朝，政府甚至开始对“侵街”建筑收税，名为“侵街钱”，实则默认了这种空间侵占。至此，坊与市的物理界限彻底消失，城市空间从“封闭院落”转向“开放街区”。

（二）时间限制的打破：昼夜交易与“全天候”市场

唐代“日中为市”的传统，在宋代被彻底颠覆。汴京的夜市从傍晚开始，持续至深夜；早市则从凌晨五更（约今3-5点）便已开张，形成“昼夜相接”的交易模式。

以州桥夜市为例，《东京梦华录》记载：“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而马行街的夜市更盛：“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这种“通宵达旦”的交易，不仅满足了市民的日常需求，更催生了“鬼市子”（凌晨交易的黑市）等特殊市场形态。时间限制的突破，本质上是商业活力对制度约束的“倒逼”——当商品流通速度加快、消费需求多样化时，固定的交易时间已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节奏。

（三）商业形态的转变：从“官管市”到“民兴市”

唐代的“市”是政府严格管控的“官市”：市令负责核定物价、监督交易，甚至规定“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唐会要》）。而宋代的商业形态，则逐渐转向“民兴市”——市场的形成不再依赖政府规划，而是由民间需求自发驱动。

其一，行业分布更灵活。唐代“行有正铺”的限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