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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解释中人格尊严条款的教义学建构与适用困境

摘要：人格尊严作为现代宪法的基石性概念与最高价值，其条款的确立被视为国家根本法从权力授予宪章向权利保障宪章演进的标志。然而，这一条款因其固有的高度抽象性与哲学色彩，在从宪法文本走向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着深刻的教义学建构挑战与复杂的适用困境。本研究旨在系统性地剖析宪法解释中人格尊严条款的教义学构造，并深入探讨其在具体适用中所暴露的内在张力与现实难题。

研究采用法教义学与比较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德国基本法对人格尊严的经典阐释为主要参照系，并将其与中国宪法文本及相关理论进行对话，旨在为理解与激活中国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发现，人格尊严的教义学建构主要围绕其作为客观价值秩序与主观权利的双重属性展开，其核心内涵则通过客体公式等解释工具予以具体化，即禁止将人纯粹地贬低为国家行为的客体或手段。然而，这种建构在适用中引发了三大困境：其一，概念的模糊性与开放性可能导致司法解释的过度主观化，存在沦为超级宪法条款的风险；其二，其绝对性主张与复杂社会现实中利益衡量需求的冲突，使得在硬核案件中如何裁判成为难题；其三，在中国宪法实践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宪法审查机制，人格尊严条款面临着规范休眠的困境，其宪法最高性与现实适用性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本研究认为，人格尊严条款是一柄双刃剑，其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地位不容动摇，但其适用必须依赖于精细、审慎的教义学工作，以在保障基本权利与维持法律确定性之间取得平衡。

关键词：人格尊严；宪法解释；法教义学；适用困境；客体公式

一、引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人类对暴政与国家权力滥用的深刻反思，催生了以人格尊严为核心价值的新一代宪法文本。德国一九四九年《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庄严宣告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将这一概念置于整个宪法秩序的顶点，成为战后宪政文明的灯塔。自此，人格尊严条款逐渐被世界各国宪法所采纳，成为衡量一部宪法是否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尺。中国亦在二零零四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条款的引入，标志着中国宪法在权利保障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然而，人格尊严条款的崇高地位与其内涵的极度抽象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作为一个源自康德哲学的伦理概念，尊严充满了形而上的色彩，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一个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人格尊严的侵犯？一个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因触犯了这一条款而应被宣告违宪？这些问题，使得人格尊严条款成为宪法解释学中最具挑战性的议题之一。如果对其内涵不加界定，它可能因过于模糊而无法适用，沦为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反之，如果对其进行过于宽泛的解释，它又可能成为一把无所不包的司法利剑，赋予法官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威胁到权力分立与法律的安定性。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高度抽象的人格尊严条款是如何通过法教义学的努力，被建构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的？在这一建构与适用过程中，又会遭遇哪些内在的、无法回避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探究，实现双重目标。其一，在理论层面，通过借鉴比较法上，特别是德国宪法学的成熟经验，梳理人格尊严条款的教义学构造，揭示其核心内涵与解释路径。其二，在现实层面，将这些理论资源与中国宪法的语境相结合，深入分析中国宪法人格尊严条款所面临的独特困境，并为其未来的解释与适用提供可能的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人格尊严宪法解释的文献；其次，阐明本研究采用的法教义学与比较法方法；核心部分将对人格尊严的教义学建构及其适用困境进行详细的呈现与讨论；最后进行总结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

围绕宪法中人格尊严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国内外已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学术文献，主要可以从德国的经典理论、比较法上的多元发展以及中国的本土探索三个维度进行梳理。

首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与宪法学界的理论，构成了人格尊严条款教义学研究的经典范式。自二战后德国《基本法》实施以来，德国宪法学界对人格尊严的探讨从未间断。其核心贡献在于，将一个哲学概念成功地转化为一个可供司法审查操作的法律工具。其中，君特·杜里克的客体公式理论影响最为深远，该理论认为，当国家将个人贬低为法律程序的纯粹客体、手段或可任意处置的物时，便构成了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这一公式在德国宪法法院的众多判例中得到了反复确认与运用，例如在监听案、生命延续治疗案以及航空安全法案中，法院都以此为标准来审查国家行为的合宪性。此外，德国学界还深入探讨了人格尊严的属性，如其作为客观价值原则与主观防御权的双重性质，以及其是否具有不可与其他法益进行衡量的绝对性。这些研究为全球范围内的人格尊严条款解释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系统的理论蓝本。

其次，在比较宪法的视野下，人格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