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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合同撤销案例及法律适用

引言

赠与合同作为典型的单务、无偿合同，在民事活动中广泛存在。其核心特征在于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无需支付对价。然而，由于赠与的无偿性，法律赋予赠与人一定的“反悔权”——撤销权，以平衡双方利益。实践中，赠与合同撤销纠纷频发，既有因赠与人反悔引发的任意撤销争议，也有因受赠人不当行为触发的法定撤销纠纷。本文通过梳理赠与合同撤销的类型、典型案例及法律适用要点，探讨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赠与人的自由意志与受赠人的合理期待，为理解此类纠纷的裁判逻辑提供参考。

一、赠与合同撤销的类型与法律依据

赠与合同的撤销制度是《民法典》合同编的重要内容，其设计兼顾了赠与人的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根据撤销权行使的条件和法律后果不同，可分为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两类，两类撤销权在适用条件、行使期限及法律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

（一）任意撤销权：自由与限制的平衡

任意撤销权是指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无需任何法定理由即可单方撤销赠与的权利。其设立目的在于保护赠与人的意思自由——毕竟赠与是无偿行为，法律不宜强制赠与人履行承诺。根据《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这一规定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任意撤销权的行使以“财产权利未转移”为前提。例如，动产需交付，不动产需完成过户登记；其二，存在三类例外情形：公证赠与、具有公益性质的赠与（如向慈善机构捐赠）、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如对近亲属的资助）。这些例外旨在维护诚信原则与社会公共利益——公证赠与经过法律程序确认，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公益赠与涉及社会公共福祉，随意撤销会损害公益事业的公信力；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如对无扶养义务的长辈的经济支持）则与公序良俗密切相关，撤销可能违背社会伦理。

（二）法定撤销权：对受赠人不当行为的否定

法定撤销权是指在受赠人存在特定严重不当行为时，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可撤销赠与的权利。与任意撤销权不同，法定撤销权的行使不以“财产权利未转移”为前提，即使赠与财产已转移，只要符合法定情形，赠与人仍可追回财产。根据《民法典》第663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此外，第664条还规定，若赠与人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可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法定撤销权的核心在于“纠正不当得利”——受赠人通过赠与获得财产后，若违反法律或合同约定，法律允许赠与人追回财产，以维护公平正义。

二、典型案例分析：任意撤销权的行使边界

任意撤销权看似“自由”，但在司法实践中，其行使边界常因具体情形引发争议。以下通过一则典型案例，分析法院对“财产权利是否转移”“是否属于例外情形”的认定逻辑。

（一）案例背景：父母赠与房产的撤销争议

张某与李某系父女关系。张某因晚年独居，为改善生活，与李某约定：“若你搬来与我同住并照顾我生活，我将名下一套房产赠与你。”李某同意后，张某与李某签订了书面赠与合同，但未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此后，李某搬入该房产与张某共同生活半年，期间因琐事与张某频繁争吵，张某遂要求撤销赠与，李某则以“已履行照顾义务”为由拒绝。双方诉至法院。

（二）争议焦点与裁判要点

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张某的赠与是否属于“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从而排除任意撤销权的适用；其二，房产未过户登记是否影响任意撤销权的行使。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张某与李某系父女关系，赠与房产的目的是换取李某的生活照顾，属于基于亲情的道德义务性质赠与。但根据《民法典》第658条，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仅排除任意撤销权的适用，但需以“赠与合同经过公证”或“具有公益性质”为限吗？不，原条文的“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中的“道德义务”并未要求公证。因此，本案中张某与李某的赠与合同虽未公证，但因涉及父女间的扶养期待，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其次，房产的权利转移以登记为要件，本案中房产未过户，但若赠与合同属于不得任意撤销的情形，即使财产权利未转移，赠与人也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最终，法院认定张某不得任意撤销赠与，但李某若未完全履行照顾义务，张某可依据法定撤销权主张权利。

（三）案例启示：任意撤销权的限制需结合赠与目的

本案揭示了任意撤销权的核心限制：若赠与合同具有道德义务性质（如近亲属间的扶助），即使未公证，赠与人也不得任意撤销。法院在裁判时会重点审查赠与的目的——是否基于亲情、伦理等道德因素，而非单纯的财产转移。这一规则既保护了受赠人的合理期待，也避免了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