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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医保回流药”涉案1300余万元

一、暗流涌动：1300万元涉案背后的黑色产业链现形

2025年12月初，江西景德镇浮梁警方的一次突击行动，将一条隐秘的“医保回流药”黑色产业链撕开了一道口子。在当地一间普通民房内，民警查获了1万多盒医保回收的处方药，涉案金额高达1300余万元。这些本应通过正规医疗渠道流向患者的药品，却因非法倒卖，成了犯罪团伙牟利的工具。

站在堆积如山的药盒前，浮梁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副大队长余冀文难掩震惊：“现场清点出近1万多盒各类药品，多为适用于透析治疗的肾病处方药，单盒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更令人警惕的是，涉案主犯戴某寿此前正因同类案件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却在案件未判决时重操旧业，足见这条产业链的利益诱惑之深、犯罪成本之低。

从侦查细节看，这条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已形成“回收—仓储—转售”的完整链条。戴某寿租赁的民房外摆放着大量茶叶包装的快递箱，实则是为掩盖药品运输的伪装。3至4名工作人员负责接收分散寄来的药品，集中打包后转卖给下家。这些本需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在无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规范储存条件的民房里随意堆放，完全脱离了药品流通的法定轨道。

二、双重侵害：医保基金与公众健康的“双向绞杀”

“回流药”的泛滥，本质上是对公共利益的双重掠夺——一边吞噬着医保基金的“救命钱”，一边将患者置于健康风险的悬崖边缘。

从医保基金安全看，每一盒“回流药”背后都是一次医保基金的非法侵占。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超13.6亿，2024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3.1万亿元。医保基金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参保人的共同缴费，本应用于保障合理医疗需求。但在“回流药”链条中，药贩子通过“医保取现”“高价回收”等手段，诱导参保人将本应自用的药品套取后转卖，相当于将医保基金直接转化为犯罪团伙的“利润”。此次景德镇案件涉案1300余万元，仅是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全国医保基金监管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79.8万家次，处理机构39.8万家次，追回医保基金241.1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与“回流药”直接相关。

从公众健康风险看，“回流药”的流通链堪称“健康雷区”。吉林省某医院主治医生指出：“胰岛素等生物制剂需2-8℃冷藏保存，若在常温下存放超过2小时，有效成分就会降解；部分抗生素对湿度敏感，受潮后可能产生有毒物质。”而在戴某寿的黑窝点，药品仅被随意堆放在民房角落，无温控、防潮措施。更恶劣的是，部分药贩子为牟取更高利润，将真药盒内装入假药，或把临期、过期药品拆出后装入新药盒。国家医保局曾明确提示，此类操作可能导致患者误服假药（有效成分不足或含毒害物质）、错药（剂量或种类混淆）、过期药（药效失效），轻则延误治疗，重则直接危及生命。例如，儿童误服成人剂量的降压药可能导致休克，需要抗凝治疗的患者误服止血药可能引发血栓，这些风险在“回流药”流通中绝非个例。

三、破局之困：监管盲区与利益驱动下的治理挑战

“回流药”屡打不绝，背后是多重治理难题的交织。

其一，监管存在“最后一公里”盲区。当前，医保基金监管主要聚焦于定点医疗机构和连锁药店，但小诊所、乡村卫生室、网络平台等场景仍存在监管空白。部分药贩子瞄准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患者购药不便的痛点，通过低价兜售“回流药”吸引需求，而这些场所的药品采购记录往往不规范，难以溯源。此外，网络销售的隐蔽性更增加了监管难度——部分药贩子通过社交媒体、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低价买药”信息，交易双方通过“暗号”沟通，资金通过虚拟账户流转，给执法取证带来极大挑战。

其二，参保人法律意识薄弱与利益诱惑并存。部分参保人因短期利益驱动，将医保卡借给他人使用，或明知药品被转卖仍参与“医保取现”。例如，一些老年患者因子女不在身边，被药贩子以“帮忙代买药品换现金”为由诱导；部分慢性病患者因长期用药，将多余药品转卖获利。这些行为看似“无害”，实则已触犯《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不仅可能被暂停医保待遇，还需承担返还基金、罚款等责任，甚至涉嫌诈骗罪。

其三，违法成本低与犯罪收益高的失衡。以戴某寿为例，其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作案，反映出部分犯罪嫌疑人对法律威慑力的轻视。当前，针对“回流药”的法律定性多为非法经营罪或诈骗罪，量刑标准与涉案金额挂钩。但由于“回流药”交易分散、证据链难以完整固定，部分案件存在“案值大但量刑轻”的情况，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四、系统治理：构建全链条监管的“防护网”

治理“回流药”，需跳出“头痛医头”的思维，从制度、技术、教育多维度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

首先，强化技术监管，织密药品流通“溯源网”。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和药品追溯系统，实现“人—卡—药—用途”的全流程数字化记录。例如，通过医保电子凭证限制单次购药数量，对频繁购买同类药品的异常行为自动预警；利用药品电子监管码，从生产、流通到使用环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