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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未列举迁徙自由的户籍改革历史滞后性分析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宪政国家的普遍共识，其对个体尊严、劳动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审视我国现行八二宪法文本，迁徙自由并未被明确列举。这一宪法层面的沉默，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关联。户籍制度的改革虽然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与附着其上的权利差异依然存在，改革进程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宪法未明确列举迁徙自由与户籍制度改革历史滞后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本研究主要采用历史分析法、规范分析法与制度分析法，回溯迁徙自由从五四宪法在场到八二宪法缺席的变迁，并剖析户籍制度从社会控制工具到资源分配载体的功能演化。研究发现，宪法未列举迁徙自由，根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全面控制的治理需求。这种宪法层面的阙如，客观上为户籍制度的长期存续及其合法性提供了默许的空间，使得后续改革始终缺乏根本性的权利依据和违宪审查的压力，改革动力主要源于经济发展的功利性需求而非权利保障的宪法性要求。这导致改革路径呈现出工具理性优于价值理性的特征，表现为渐进的、不彻底的、以城市利益为中心的政策调整，从而造成了改革的历史滞后。本研究认为，为从根本上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宪法修改时应考虑恢复迁徙自由的宪法地位，以此为改革提供根本动力和正当性基础。

关键词

迁徙自由；户籍制度；宪法权利；历史滞后性；城乡二元

二、引言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个体的自由流动与迁徙，不仅是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基本方式，也是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文化交融的根本动力。因此，将迁徙自由确立为一项宪法性基本权利，已成为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通例。它被视为公民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内在要求，是劳动权、居住权、受教育权等一系列其他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一个不允许其公民自由选择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国家，难以被称为一个充分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国家。

然而，当我们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史与制度史，会发现一个独特而深刻的现象。一九五四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曾在第九十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这一规定，体现了当时国家建设初期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确认。但令人深思的是，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以及现行的一九八二年宪法中，这一条款均被删除。现行八二宪法虽然列举了广泛的公民基本权利，却唯独对迁徙自由保持了沉默。

与宪法文本中迁徙自由的缺席相伴相生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一套极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自一九五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以来，国家通过一套城乡分割、地域固化的户籍身份，将全体公民牢牢地束缚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之内。户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份登记，更是一个捆绑了粮食供应、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分配等一系列生存与发展资源的身份藩篱。这套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为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控制城市规模、保障城市供应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其代价是牺牲了数亿农民的迁徙权利和发展机会，造成了深刻的城乡二元对立。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僵化的户籍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户籍改革也随之启动并持续推进，从蓝印户口到暂住证，再到居住证制度，再到近年来中小城市落户限制的全面放开，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改革至今仍未完成，其进程呈现出显著的历史滞后性。其核心标志是：以特大、超大城市为代表的核心区域，户籍壁垒依然森严；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附着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差距依然巨大；数以亿计的人户分离流动人口，仍然无法在常住地平等地享有市民权利。

由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宪法文本未明确列举迁徙自由这一事实，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步履维艰、呈现出显著历史滞后性之间，存在着怎样深刻的内在关联？宪法层面的沉默，是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中影响户籍制度的变迁逻辑与改革路径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历史与规范的双重维度，系统分析这一关联。本文的研究内容将包括：首先，追溯迁徙自由从入宪到删宪的历史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考量；其次，剖析户籍制度的建立及其功能演变；再次，本文将重点论证宪法阙如如何导致户籍改革缺乏根本的权利动力、改革逻辑偏向于经济功利主义而非权利平等主义，并最终造成其滞后性；最后，本文将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宪法发展与制度改革的关系提出展望。

三、文献综述

围绕迁徙自由与户籍制度改革这两个紧密关联的议题，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界已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关于迁徙自由的宪法学研究。这部分文献主要集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