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探析——以电影《小妇人》为例.docxVIP

字幕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探析——以电影《小妇人》为例

电影字幕的特点以及阻碍电影字幕翻译的两点因素，即文化差异以及时空因素;然后引入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阐述其对电影字幕翻译工作的指导作用;最后，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分析了电影《小妇人》的字幕翻译中所用翻译的策略，以期为今后的电影字幕翻译提供借鉴。

一、电影字幕翻译的制约因素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并非一件易事，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如此。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映射，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必然要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另外，电影作为一种声画艺术，有其特有的呈现方式，字幕往往局限于方寸之间，画面切换速度快，这些因素制约着电影字幕翻译。

第一，文化差异制约电影字幕翻译。奈达指出“语言与文化不可能脱离另一方面而单独存在”[2]，因此翻译时必然要考虑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往往有着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在此之上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活动、风土人情、文化历史。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但文化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国家间的交流。文化差异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对同一事物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中西方最初对“狗”就有不同的看法，西方人将狗视为人类忠诚的朋友，而传统的中国思想常常认为狗是低贱的，因此“狗”在英语习语中通常带有褒义，如“bigdog（大人物），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而在中文中，狗通常带贬义色彩，如“狗胆包天，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等，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关注文化差异。电影是文化的产物，电影字幕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可能会出现英语习语、俚语等带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元素，有的可以在中文里找到对应表达，有的则无迹可寻，要想翻译好必须对外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充分了解，再结合电影情境才能将这类词汇处理好。

第二，时间与空间因素也制约电影字幕翻译。字幕是不可能独立于电影画面、电影声音而存在的，因而具有明显的时间性质和空间性质，存在于电影的世界之中[3]。演员的口型和屏幕的规格大小限制了字幕的长度，加之电影画面转瞬即逝，字幕要与声音、图像保持同步，观影者理解时间较短，所以电影字幕的翻译既要简洁、长度适中，不得过长影响画面，还要保证字幕语言通俗易懂，不得花费观影者大量时间理解，否则会影响观影者的体验。

二、功能对等理论

1969年，美国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提出功能对等理论，即“在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奈达理论重内容而非形式，追求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感受要与源语读者感受一致，而电影字幕翻译工作的目的就是让目的语观众获得与源语观众一致的理解和体验，旨在让不同国籍的观众对同一影片产生共鸣，这点与功能对等理论所追求的目标一致，因此功能对等理论对电影字幕翻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1868-69）讲述了四姐妹在内战年代成长的故事；格蕾塔·葛韦格的改编之作，则讲述了一个关于《小妇人》这本书的故事。在四姐妹中，乔·马其是一位有着文学抱负的女性——在这部影片中由西尔莎·罗南饰演——通常都被认为是奥尔科特本人的代理人，而葛韦格的剧本让这一点变得更为明确了。有一次，乔给贝丝（伊莱扎·斯坎伦饰）朗读了她写的一段话，原著的书迷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奥尔科特是在描述书中的那个假「邮局」——实际上是树篱里的一个盒子。葛韦格的影片恰恰是那个邮局的其中一个版本：它是某种中转站，在奥尔科特的原著与二十一世纪的观众之间传递着信息。在这样的时刻，女性主义的担忧在电影想象中的呈现，要比这部小说此前的任何一种翻版都更为突出。

上一部备受瞩目的银幕版《小妇人》，是吉莉安·阿姆斯特朗1994年的那部庄严的影片，那时薇诺娜·瑞德扮演了乔，而苏珊·萨兰登扮演了她的母亲。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从情绪上来说，葛韦格的这部影片，都与阿姆斯特朗的那部作品存在着一定的连贯性——你也可以预料到这一点，因为那个版本的编剧罗宾·史威考德和制片人丹尼斯·蒂诺威，都与艾米·帕斯卡尔一起担任了这个版本的制片人。这表明，这部新版是在做一种有意识的尝试，要去改善、重新构思某些已经相当成功的东西。但是，葛韦格将它引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她的呈现更加有趣、更加清醒，也更加自觉。她的电影是一个文学学徒的故事，这位学徒经历了漫长的生活，以及思考、理解这种生活的过程，整部影片以作品的出现而告终：奥尔科特的风格，点缀一些普鲁斯特的质感。

小说中的那些著名的时刻，也出现在了这部影片之中，但它们被呈现为记忆，呈现为马其家的女孩们的经历，这些碎片成为了乔或奥尔科特的作品的素材。葛韦格的影片采用了如此片段化的形式，是有它的道理的。《小妇人》属于这样一类书籍：读者们记住的不是一整条故事线（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