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分封制下诸侯国君的权力边界考辨.docxVIP

西周分封制下诸侯国君的权力边界考辨

一、引言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制度成型的关键时期，分封制作为“天下共主”政治结构的核心，将周天子的权威通过“封建亲戚”的方式扩散至四方。诸侯作为分封制的核心参与者，其权力边界始终是理解西周政治秩序的关键问题——既需明确“诸侯能做什么”，更要界定“诸侯不能做什么”。然而，传统文献对诸侯权力的记载多为片段式描述，加之西周晚期制度松动带来的边界模糊，历来学界对“权力边界”的认知存在争议：或强调诸侯“自治”的一面，或突出周天子“控驭”的一面。本文以“权力来源—具体内容—约束机制—边界突破”为递进逻辑，结合文献记载与青铜器铭文，系统考辨西周分封制下诸侯国君的权力边界，试图还原西周政治秩序中“授权”与“约束”的动态平衡。

二、诸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受命于王”的政治逻辑

西周分封制的本质是“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授予诸侯，诸侯以‘藩屏周室’为义务”的权力让渡。诸侯的所有权力，均源于周天子的“册命”——这是权力边界的起点，也是“天下共主”格局的核心支撑。

（一）“封建”的本义：从“授土授民”到“权力让渡”

“封建”一词，古意为“封邦建国”：“封”是划定封国疆界（通常以山川、树木为标志），“建”是确立诸侯的统治地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明确了分封的目的是“以藩屏周”——诸侯需为周天子守卫疆土、抵御外患。而“封建”的关键环节，是周天子对诸侯的“册命”仪式。

册命仪式是诸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据《尚书·康诰》《洛诰》等文献记载，册命通常在周天子的太庙举行：诸侯需身着礼服，跪受周天子颁发的“册书”（写有权力内容的竹简），随后周天子会赐以礼器（如鼎、簋）、车马或兵器，象征“权力的转移”。青铜器铭文更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例如何尊铭文（成王时期）提到，周成王在京室册命贵族“何”，授予其管理成周（洛邑）的权力，并训诫“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强调“权力源于祖先对周室的功勋，需世代传承”。再如毛公鼎铭文（宣王时期），周王册命毛公“辥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管理国家内外事务），明确了权力的范围与义务。

（二）“君权非自专”：权力的“代理性”特征

西周诸侯的权力并非“固有”，而是“代理周天子治理封国”。《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一逻辑的直白表达——封国的土地与人民均属周天子，诸侯只是“代管者”。

这种“代理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诸侯的统治需遵循“周法”。《尚书·吕刑》载周天子“作修刑辟”（制定法律），诸侯需“遵王法”治理封国，不得私自立法（西周初期无诸侯“铸刑书”的记载，“郑人铸刑书”是春秋时期的突破）。其二，诸侯的重要决策需向周天子“请命”。例如，诸侯如需发动战争（非“藩屏周室”的战争）、迁徙国都或变更制度，需提前向周天子请示，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武公欲迁都，需“西朝周宣王”请命，正是这一规则的体现。

三、诸侯权力的具体内容：行政、军事与经济的授权边界

在“受命于王”的框架下，周天子赋予诸侯三项核心权力——行政权、军事权与经济权。这些权力构成了诸侯治理封国的基础，同时也隐含着明确的边界限制。

（一）行政权：封国内的治理与职官设置

诸侯在封国内拥有“治民”的行政权，可自主设置职官、制定地方政策，但需遵循“周礼”的等级规范。

职官设置的边界：西周诸侯的封国官职分为“卿、大夫、士”三级，其中“卿”为高级官员（掌管军政大权），“大夫”为中层官员（管理地方事务），“士”为基层官员（执行具体任务）。据《礼记·王制》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命于天子，一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这意味着，大国的高级官员（卿）需周天子任命，次国部分由周天子任命，小国可自主任命。例如，大盂鼎铭文（康王时期）载周王任命盂为“卿士”，管理“邦司四伯”（国家事务），说明周天子直接控制大国的高级官职。

地方治理的边界：诸侯可制定封国的“乡约”“里制”（如《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但需“导德齐礼”——以周礼为指导思想。例如，《尚书·康诰》载周成王对康叔（卫国诸侯）的训诫：“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要求康叔用“殷法”（商代法律）结合“周德”治理卫国，不得滥用刑罚。

（二）军事权：“藩屏周室”的武装职责

诸侯拥有“治军”的军事权，可组建自己的军队，但军队的规模、用途需受周天子约束。

军队规模的边界：西周军队以“军”为单位（每军约万人），据《周礼·夏官·司马》载“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诸侯的军队数量不得超过周天子的六军，且需与封国的等级匹配。例如，齐国（大国）有三军，鲁国（次国）有二军，卫国（小国）有一军。青铜器班簋铭文（穆王时期）载周王命毛伯班“率虢城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