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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工作经验交流材料

去年三月，我拖着一只磨得发白的帆布袋走进城西老旧片区“梧桐里”时，压根没想到自己会在那里待满四百三十七天。社区给我的“岗位”很含糊：片区营造助理。没有办公桌，没有工位图，连打卡机都没有，只有一张被雨水泡皱的片区平面图，和一支随时可能没墨的记号笔。第一天，我把图铺在菜市场口的花岗岩台阶上，蹲着跟卖豆芽的赵阿姨聊了三小时，记了满满七页A4纸的“牢骚”——路灯暗、楼道臭、宠物粪便多、电动车半夜报警。写完才发现，所谓社区服务，第一条技能不是多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而是把耳朵递给居民，让他们把“不舒服”一口气倒干净。

我把七页纸带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用红、黄、绿三色把问题分类：红色涉及安全，黄色关乎环境，绿色偏向文化。第二天起，我给自己定了条铁律：问题不过夜，能现场解决的绝不拖到第二天。于是，我成了“梧桐里”起得最早的人：六点陪保洁员老何扫街，顺手把占道的泡沫箱搬回店里；七点站在校门口，把乱窜的电动车劝回白线；八点出现在物业值班室，把前夜收集的楼道灯不亮照片一张张导进电脑，再打印成“维修单”贴在公告栏。有人笑我傻，说这些事又没人给你发加班费。我笑笑，把口袋里最后一包纸巾递给刚被狗尿滑倒的大叔——社区服务最怕的不是苦，而是你把“应该”当成“额外”。

十天后，我攒下第一批“粉丝”：卖煎饼的耿大爷、开五金店的阿勇、送牛奶的小秦。我们拉了个微信群，名字叫“梧桐里早巡队”。每天清晨，谁看见井盖松了、谁闻到煤气味、谁发现消防栓漏水，第一时间拍照上传。我负责把信息转给对应部门，再跟踪到底。耿大爷说，这就像给社区装了“移动探头”，还是带语音的那种。不到一个月，片区案件警情环比下降38%，可我知道，数字背后真正的变化，是居民开始相信“有人替我管”。

耳朵听得多了，我发现“一老一小”是“梧桐里”最沉默的群体。老人不会用微信，小孩没有手机。于是我把周末空出来，做“双龄”走访。老人那边，我借来一辆二手折叠秤，挨家挨户测血压、量体重，再把数据写在自制“健康小卡”上，用磁铁贴在冰箱门。小孩这边，我联合区图书馆，把废旧仓库改造成“故事盒子”，每周六下午开讲。第一堂课只来了四个孩子，我干脆把绘本摊在地上，跟他们一起趴着读。读到《爷爷一定有办法》时，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突然说：“姐姐，我爷爷也会缝扣子，可他眼睛花了。”那一刻我明白，社区服务不是把资源“送”下去，而是把记忆“勾”上来。

“故事盒子”开到第七场，孩子增加到二十七名。我趁热打铁，发起“旧物复活节”——让爷爷教缝纫、让奶奶教编篮、让爸爸教拧螺丝。那天的梧桐里像被重新上色的老照片：会响的木头拖拉机、缝着补丁的牛仔书包、用易拉罐拉环串成的风铃……我把现场照片做成明信片，放进居委会的时空邮筒，约定一年后寄回给参与者。后来有位老人告诉我，为了等这张明信片，他第一次主动让女儿教用微信——因为“想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的风铃还在转”。

旧物节过后，我意识到社区需要一条可持续的“情感链”。于是我把目光盯向垃圾。梧桐里每天产生大约1.2吨生活垃圾，其中可回收物占35%，但准确投放率不足50%。我找来环保组织“零舍”做数据测算，发现如果把可回收物精准分离，一年可为社区节省清运费用约2.4万元。钱不算多，却足够给楼道更换全部LED声控灯。我把这笔“环保账”做成海报，贴在每个单元口：一张旧报纸=0.08元，一个550ml塑料瓶=0.12元，一斤纸板=0.9元……同时，我招募“梧桐回收侠”：老人、小孩、外卖员、宝妈都可以，只要扫码注册，就能把可回收物送到固定点位，现场称重、现场积分，积分可换鸡蛋、换牙刷牙膏、换修鞋券。为了让“换”更有趣，我搞了“流动杂货铺”——一辆二手三轮车，刷成薄荷绿，车斗里摆着透明储物格，一格一物，贴好积分标签。第一周，我就回收了整整1.5吨可回收物，相当于把社区一周的“错误垃圾”翻了个面。更重要的是，那些平时互不往来的邻居，开始为了几个塑料瓶聊上天。有人说，这是“垃圾社交”，我却觉得，这是把“环保”翻译成“街坊”。

“回收侠”运行到第三个月，我收到一封特殊来信：署名“80后双职工”的信里夹着200块钱，要求“捐给需要的人”。我把钱换成十盏台灯，送给晚上还在楼道口摆摊的老人们。灯亮那晚，我拍了一张照片：暖黄色灯光把老人弯曲的脊背镀上一层毛边，像一张被岁月揉皱又小心抚平的牛皮纸。我把照片发到群里，配文“愿我们都被温柔照亮”。几分钟后，群里跳出一条语音：“妹子，我摊位的灯泡也坏了，能申请一盏不？”发语音的是卖烤红薯的老周，平时说话像吵架。我回他：“周叔，灯免费送，但得您亲自来党群服务中心领，顺道教年轻人怎么挑红薯。”第二天，老周真的来了，还带来一筐红心薯，现场演示“三拍一闻”——拍三下，闻甜味。那天，十几个年轻人围着老周学挑红薯，我突然意识到，社区服务最迷人的地方，是让“被帮助”的人转身成为“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