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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小洛熙医疗事件责任应如何认定

一、事件脉络：从手术到离世的核心争议点

2025年11月，5月龄女婴小洛熙的生命轨迹因一场心脏手术戛然而止，这场原本被期待为“修复生命缺口”的医疗行为，最终演变为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医疗纠纷。事件的时间线清晰可溯：11月11日，小洛熙因“混合型房间隔缺损”入住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11月14日，在全麻下接受心脏手术，手术时长超7小时，术后被评估为病危；最终，小洛熙在重症监护室抢救无效离世。

这一事件的核心争议，首先聚焦于“手术必要性”的根本性质疑。根据家属提供的术前诊断，院方称患儿存在“冠状窦型房间隔缺损”等复杂畸形，并强调“不手术可能导致脑瘫”；但12月20日公布的尸检报告却显示，小洛熙实际仅患有3毫米的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这类缺损的自愈率超过80%，且医学指南中，3毫米以下的继发孔型房缺通常不建议手术干预。术前诊断与术后尸检的显著矛盾，直接指向“是否存在过度医疗”的关键疑问：院方是否基于错误诊断实施了非必要手术？

其次，术中操作的严重过失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尸检报告揭露了多项触目惊心的操作问题：右侧肋骨间6.5厘米的切口、心包5厘米创口未缝合；胸腔积血达70毫升（超过婴儿全身血量的50%）；心脏内残留1.4厘米×0.5厘米的心包补片，与手术记录中“已拆除”的描述直接矛盾。这些细节不仅违背了基本的手术规范（如创口闭合、器械清点），更与患儿术后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的死亡原因形成直接关联，成为责任认定的关键技术依据。

二、责任认定的双重维度：技术鉴定与法律程序

医疗纠纷的责任认定，向来是技术判断与法律裁断的结合体。对于小洛熙事件，当前已明确的两个核心路径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司法诉讼程序。

从技术层面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责任划分的“基石”。根据宁波市卫健委通报，目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因等待尸检报告曾中止，现已重启。这一鉴定将重点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手术操作过失是否直接导致小洛熙死亡；二是医疗过错的责任程度，需明确主刀医生、麻醉医生、监护团队等各方在诊疗过程中的过失比例。例如，残留补片是否属于主刀医生的操作失误？未缝合的心包创口是否因术中监护疏漏？这些问题都需通过专业的医学评估得出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尸检报告已确认“死因系手术并发心力衰竭和呼吸衰竭”，这为鉴定提供了关键的病理依据，若术中过失被认定为直接诱因，则院方及相关医生的责任将难以规避。

从法律层面看，司法程序是最终的“定分止争”机制。12月12日，法院已受理患儿家属的民事诉讼；同时，公安机关同步立案调查病历违规问题。法律程序将围绕两大焦点展开：其一，是否存在病历篡改或伪造。家属质疑术前诊断与尸检结果的矛盾可能涉及病历造假，若查实，涉事人员将面临更严重的法律责任（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关于病历管理的规定）；其二，院方是否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219条，医务人员需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对于手术等特殊治疗，需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明确同意。若院方未如实告知手术风险（如将3毫米可自愈的缺损描述为“可能导致脑瘫”），则可能构成“欺诈性告知”，直接影响责任认定。

目前，尽管卫健委已对涉事人员作出初步处分（主刀医师、麻醉科主任被免职并暂停执业，分管副院长被免职，院长记大过，党委书记警告），但这些行政处分仅为“阶段性处理”。最终的责任认定仍需以技术鉴定和司法判决为准——这既是对医疗专业性的尊重，也是对法律严肃性的维护。

三、制度性漏洞的反思：从个案到体系的改进之需

小洛熙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不仅在于其个体悲剧的刺痛性，更在于它暴露了医疗系统中多重制度性漏洞。

首当其冲的是“术前评估与诊断复核”机制的缺失。根据《医疗机构手术分级管理办法》，对于儿童复杂手术，需进行多学科会诊（MDT）并执行术前讨论制度。但在本案中，术前诊断的“冠状窦型房缺”未被尸检证实，反映出院方可能存在“单一科室主导诊断”“缺乏第三方复核”的问题。若能引入外部专家会诊或影像资料复核，或许可避免错误诊断导致的非必要手术。

其次是“手术全程记录与留痕”的执行漏洞。家属质疑的“手术室监控缺失”问题，卫健委回应称“未配置存储介质符合规定”。但根据《医院手术部（室）管理规范（试行）》，手术室应配备必要的监控设备，且监控资料需至少保存30日。“未配置存储介质”的解释虽符合部分地方标准，却与“全程留痕”的医疗安全要求相悖——在关键操作环节缺乏影像记录，不仅加剧了医患信任危机，更可能阻碍后续责任认定的准确性。

再者是“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的落实不力。卫健委调查已明确，医院存在“医疗质量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风险防范能力不足、应急处置不力”等问题。例如，术中出现胸腔大量积血、残留补片等异常情况，未触发及时的预警和处置；术后监护环节，对于病危患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