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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罪认定及边界案例

引言

寻衅滋事罪作为我国刑法中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既承担着打击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职能，又因“口袋罪”的争议备受关注。该罪名自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分解而来，历经多次司法解释修订，其认定标准和边界问题始终是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的焦点。本文通过梳理寻衅滋事罪的核心认定要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其与其他罪名的边界争议，旨在为准确适用该罪名提供实践参考，同时避免因边界模糊导致的“扩大化”或“限缩化”适用问题。

一、寻衅滋事罪的基础概念与立法演变

（一）法律定义与保护客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寻衅滋事罪是指行为人实施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以及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行为，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或严重的犯罪。其保护的核心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生活安全性、稳定性的合理期待，以及公共场所的正常活动秩序。与故意伤害罪、盗窃罪等针对特定个体权益的犯罪不同，寻衅滋事罪更强调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或公共环境的侵害。

（二）立法背景与演变脉络

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渊源可追溯至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由于原“流氓罪”涵盖范围过广、表述模糊，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其分解为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具体罪名，其中寻衅滋事罪继承了“流氓行为”的核心特征。此后，为应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如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以上轻伤或二人以上轻微伤即构成“情节恶劣”，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即达到“情节严重”等，逐步细化了该罪名的适用条件。

二、寻衅滋事罪的核心认定要件

（一）主观要件：“流氓动机”的理解与判断

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流氓动机，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罪名的关键。司法实践中，判断“流氓动机”需结合行为背景、行为对象选择、事后态度等综合分析。例如，若行为人因邻里纠纷与他人发生争执后殴打对方，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如果行为人在公共场合无故辱骂、推搡陌生路人，且事后无合理辩解，则更可能被认定为“寻求刺激”的流氓动机。需要注意的是，“流氓动机”是主观心理状态，需通过客观行为外化证明，不能仅因行为后果严重就推定动机存在。

（二）客观要件：四类行为的具体表现与认定标准

根据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可分为四类，每类行为的“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标准各有侧重：

随意殴打他人：关键在于“随意性”，即行为无合理事由或理由明显不正当。例如，甲在酒吧饮酒后，因看乙“不顺眼”便无故拳打脚踢，致乙轻微伤，即符合“随意殴打”的要件；若甲因乙插队与其发生争执后动手，则可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而非寻衅滋事。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重点考察行为对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的影响程度。如丙为报复前同事丁，连续多日在丁下班途中尾随，通过言语威胁“让你不得安生”，导致丁不敢独自出行、精神焦虑，即属于“情节恶劣”。

强拿硬要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需同时满足行为的“强制性”和“任意性”。例如，戊在夜市摊吃烧烤未付钱，摊主索要时，戊以“老子吃你家是给你面子”为由拒绝支付，并掀翻餐桌、砸坏餐具，造成财物损失两千元，即符合“强拿硬要”且“情节严重”。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核心是行为引发的公共秩序混乱程度。如己为吸引关注，在商场内高喊“有人持刀杀人”，导致顾客恐慌逃跑、多人摔倒受伤、商场停业两小时，即构成“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三）客体要件：公共秩序的具体界定

公共秩序不仅包括车站、商场等物理空间的秩序，还涵盖网络空间等虚拟场所的秩序。例如，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已出现将网络上煽动他人实施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案件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判例。但需注意，若行为仅侵害特定个体权益（如在私人住宅内殴打他人），即使造成伤害后果，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三、寻衅滋事罪的边界争议与案例辨析

（一）与故意伤害罪的边界：“随意性”与“针对性”的区分

典型案例：张某与李某在超市购物时，张某因李某推车不小心碰到自己，便辱骂李某“眼瞎”，李某回怼后，张某挥拳将李某鼻梁打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控方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辩方主张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争议焦点：张某的行为是否具有“随意性”。

法院裁判：法院认为，张某与李某的冲突源于偶发的轻微碰撞，李某的回怼属于正常反应，张某的殴打行为虽有一定起因，但该起因不足以成为合理理由，且张某选择李某作为对象具有随机性（非事先针对李某），故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边界总结：故意伤害罪通常基于特定矛盾（如积怨、利益纠纷），行为对象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