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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设计解离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浪潮逐渐蓬勃，人类社会进入了算法社会。在算法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设计算法的人以及允许被算法支配的人，算法已经全方位融入人类生活，迸发出巨大的便利和收益，然而在这层复杂的统治关系背后却有着种种权利的割裂和隐形的伤害。人工智能越来越了解人类，而人类对算法网络的制造却逐渐呈现出无人知晓的境界。人们在技术异化导致的主体性缺失中信赖甚至崇拜算法，在人工智能和技术开发者出现可能逐渐解离的趋势中，人工智能技术拜物教的出现值得更多批判的审视目光。

马克思在关于“劳动异化”的学说中指出，“技术异化”是由于资本的介入，在生产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力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劳动的结晶，在其发展过程中，却日益脱离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异己的力量同样出现在算法与算法设计师之间，算法由设计师开发，却逐渐因为庞大的用户信息的驱动而偏离工具理性，甚至导致工具理性泛滥，由此产生的解离现象，给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去了不明朗的基调。算法在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展现出多样化的权力异化形式，这种异化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和分配。然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算法技术自身的运作机制，以及背后推动这些技术发展并确保其盈利模式得以持续的算法逻辑。算法黑箱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导致了人们对于算法如何影响决策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而引发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在由算法主导的“权力时代”中，人们既无法否认数字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也难以阻挡它前进的步伐，仿佛人类面对自然界的力量时那般无力抵抗。当算法权力开始显现其异化，即权力的滥用和扭曲，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加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通过法律手段，为算法权力划定明确的界限，防止权力被误用或滥用。这样，我们不仅能够保护个体权益不受侵害，还能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与进步。算法作为社会治理规则，涉及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如何将算法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作为算法的客体，同时也作为算法的主体时，都有权参与到算法规制的活动中。将数字信任体系置于社会监督中，我们才不会产生算法恐惧，更有益于工具价值和人类价值的拉平对齐。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者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他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马尔库塞对现代技术理性的批判揭露了一个深刻的事实：技术理性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技术拜物教，这种现象不仅将科学技术本身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更进一步把科学技术这一技术实践领域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对人类社会进行了全面地控制和影响。在马尔库塞看来，科技作为一种新式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权利的“暴力美学”，因此，要想真正打破这种权力关系超越技术理性，即要穿透表面的技术表象，洞悉那些被隐藏起来的权力机制，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在这个由技术构建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到解放的途径，追求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只有对算法权利的机制进行反思和斗争，反思它作为资本的一种异化逻辑对人愈来愈重的异化，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让技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繁荣发展的积极力量，而非是镶嵌于人类本身的枷锁。

数字智能技术的独特性在于其高昂的沉没成本和使用阶段的边际成本较低，以及知识产权的垄断性特征，共同构成了其在资本市场上的独特优势。因此，由数据驱动的智能经济的良性运转更需要硬性和柔性的规则体系，以人为本的算法社会需要建立社会群体尤其是数字科技开发者更多的数字素养赋予其更具体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对人的基本人权的尊重，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对技术使用中的平等机会的重视，以及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等。享受技术发展红利的同时，算法治理也亟待推进。算法综合治理体系的建立首先需要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从而从根本确保数据的合法合规使用和用户权益的保护。同时还需要注意，警惕数字经济狂欢，加强法律监管保障算法向上向善。以人为本强调人是算法的目的而非工具，它意味着在算法设计、部署、应用的全流程中，应当时刻将人的需求和福祉放在首位。发展“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应当满足可知、可信这两个重要特征。所谓“可知”，是指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使其行动逻辑和决策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透明的，易于被人类理解和掌握。所谓“可信”，则意味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得到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共同认可，具备高度的可验证性，避免出现算法鸿沟和算法歧视。只有兼具可知可信的两个特征，算法社会才能真正更加人性化和良善化，由此可以避免发生更多领域的人机协同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更好地造福社会，拉动经济健康、安全、有序、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人机共生时代，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